“一带一路”应重视人文为本

“一带一路”应重视人文为本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得到了沿线60多个国家的积极响应。然而,这些积极响应还更多是来自相关国家的政府及其官员群体的政策反应,在公共舆论和社会大众中的反应则复杂得多,存在着大量不理解、有误解甚至有偏见的问题,总体上呈现出官方反应优于民间反应的特征。事实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大民众来说,对“一带一路”并不是真正了解,相关的媒体报道和讨论也并不像中国国内这样密集,相关的文宣推介更是发展滞后,介绍“一带一路”的书一本都没有,大量的推广活动更多停留在社会精英层面,停留在政策宣讲上,“一带一路”倡议还存在着“飘在半空”的问题,需要在民心沟通的“落地”问题上作出长期的努力,真正让“一带一路”在沿线广大民众中入耳、入脑、入心。

一、 “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先行

军事学上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意思是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先筹集自己所必要的军需物资和后勤储备,以安定军心。“一带一路”并非军事行动,而是致力于构建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的和平发展行动,并非是中国一方的单独行动,而是沿线国家相向而行的共同努力。因此,一带一路,外交先行,外交官是一带一路的“先行官”,特别是在国际舆论中存在着“一带一路”是中国抗衡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回应、是中国寻求亚太地区霸权的战略行动、是中国向国外转移国内过剩产能以及是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等错误认识,如果不能及时澄清这些错误认识,必将极大地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所追求国际合作的达成。因此,习近平主席2013年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随后又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些都是外交沟通先行的重要表现。此后,以王毅为代表的中国政府高官密集地与沿线国家政府和外交部门沟通,做了大量的政策沟通工作,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回应。可以说,“一带一路”之所以能够迅速热起来,与中国政府热络的前期政策沟通也是分不开的。

在政策沟通中,与沿线国家广大民众的沟通也是十分重要的一环,外交系统不仅要通过官方渠道直接与沿线国家的领导人、高层官员、政策智囊等体制内人士积极沟通,也要重视与智库专家、媒体、商界、非政府组织和广大民众积极沟通,把公共外交先行摆在十分突出的重要地位。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在2015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强调,“一带一路”是合作倡议,中国没有特别的地缘战略意图,无意谋求地区事务主导权,不经营势力范围,不会干涉别国内政,这就是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先行的突出表现。之所以强调公共外交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先行者地位,主要基于以下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从主观原因来看,“一带一路”的提出是一个自上而下、水涨船高的倡议过程,始终存在着一个“认知鸿沟”问题,需要通过大量的公共外交努力提供必要的解释。从“一带一路”的提出过程来看,它并非是专家学者论证的产物,更不是政府部门和基层创新的结果,而是有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主席提出的,而且最初也不叫“一带一路”倡议,而是在提出之初分别叫“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在倡议提出后,得到了国内外各方的积极回应,在2013年下半年正式明确为“一带一路”,作为统筹中国国内外的大战略,并作为推动沿线国家合作的重大构想。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本身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与国际社会进行公共外交沟通的产物,是积极沟通和共同协商的结果。显然,“一带一路”本身是一个没有明确战略意图和路线图的倡议,有待于沿线国家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在实践中逐步推进,不仅国际社会不了解“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连中国社会恐怕也很难说清楚到底要干什么,一些舆论所持有的种种猜测和解读都没有真正触及“一带一路”的实质性问题,因为该倡议并没有详细的实施方案,一切都有待于沿线国家的讨论和磋商。因此,“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不会是“中国方案”的实施过程,更不会是中国自己唱“独角戏”,它首先是政策沟通和外交沟通的过程,特别是公共外交沟通的过程,政策沟通和公共外交沟通是通往“一带一路”的必由之路。

二是从客观原因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复杂,不仅存在着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严重的地缘政治矛盾,而且还存在着语言、历史、文化、宗教、制度、族群等各方面的深层隔阂,受到形形色色的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肆虐的威胁,在一些问题上很容易产生误解和误判。从作为倡议方的中国立场来说,“一带一路”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与古丝绸之路是两码事,“丝绸之路”只是一个品牌而已,但是对沿线国家的广大民众而言,“丝绸之路”很容易令人联想到过去,想到当年蒙古铁骑“比辖而屠”的传说,更回忆起汉唐时期中国统辖西域的过去,很容易产生中国要扩张势力范围的想法,决不能低估“丝绸之路”对“中国威胁论”强大的激活效应,必须在这一效应产生之前就做好各方面的沟通工作,以消除民众内心深处的恐惧和误会。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掣肘和制约,一切域外大国也很容易会利用沿线国家民众内心深处的恐惧感大做文章,对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挑拨离间,将误解和误会转化为战略误判,非但不会产生促进和平合作的深化,反而可能会成为激化摩擦和冲突的温床。因此,综合沿线国家民众内部的误解和域外大国可能的挑拨,中国必须做好一万分的准备,真正打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公共外交的第一仗,特别是要推进公共外交创新,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要有新思路,新渠道,新办法。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杨雪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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