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欧陆西北的英国,国中有联邦,国外傍联盟。英帝国垮台以来,英国与全球战略核心事务渐行渐远。对此,1962年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揶揄说,“不列颠失去了帝国地位,却没找到自己角色。”究竟是“没找到”,还是“不好找”?确难概论,但可以肯定,艾氏此言50多年后,唐宁街依旧在找。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及深化。英国外交欲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寻找最佳角色,必然紧抓国家利益毫不松手,并使之服务于国内政局。遗憾的是,在组成大不列颠综合国力的支柱中,除外交力和情报力之外,已无足以长袖善舞的软、硬、巧实力。换言之,今天的“没找到”实乃实力使然;这个老牌帝国绝不会“闭眼看世界,塞耳听歌声。”
戴维·卡梅伦领导的保守党赢得了5月7日的议会选举,并闯过苏格兰的“退英”难关。同时,却因欲延揽反欧盟小党搞联合政府而舞动“退欧”宝刀。老卡承诺,2017年末之前就英国是否留在欧盟搞公投,从而卷入了与欧盟的“婚姻”官司;再加上先于美国加入“亚投行”,一连串外交落子所传送的急弦繁鼓,令战略思想界沉浸于对英美欧中关系聚散离合的思索之中。
在发展对华关系上,英国凭借对全球权利变化及地缘政治现实的政治敏锐性,抓住了欧亚关系、欧中关系、英中关系这一关乎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发展战略纵深的锁钥,毅然从“向东看”转为“向东干”,率先成为“亚投行”创始成员国,致使观望徘徊的西方富国塌方式地接踵跟进。此举说明,英国抓住了战后70年来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转折机遇,它明白“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道罔不亡”;此乃利益联姻,亦是世界金融主导权之争。此举显示了老牌金融帝国多方下注的看家本领。
唐宁街的决策思维还算清晰:加入“亚投”与“退欧”并非此长彼消的零和关系;保护英国利益的最佳方式不是冷落北京,而是应该塑造,“共利之谓悦”。在经济领域积极搭乘中国发展顺风车,加固、拧紧英中经济纽带,扩大伦敦金融中心的人民币交易。这一立场与欧盟基本上是吻合的。“大享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面对欧元难以单独抗衡美元的囧境,选择利用人民币。这对于英国甚或欧洲而言不失为上策。
在维系对美关系上,英国率先加入“亚投行”,美国被“越顶”,指责其“迁就中国”,干扰了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历史联系。确实,英美一衣带水,两国号称“特殊关系”,源远流长。战后初期,美国的国际地位及美元的枢纽货币作用,受惠于美英的战略合作,盎格鲁——撒克逊列强共同构建了国际经济体系。前花落子后花开,直至上世纪60年代,英国才被德国取代,屈居欧洲的“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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