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再出发”：要产出思想，也要国际发声（2）

■ 记者：拥有历史积淀和智力资源，却不能很好地发挥智库功能，这的确是很可惜的一种现象。那么，中国智库的“软肋”何在？

魏建国：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约翰·桑顿曾经说过，衡量一个智库水平高低的标准，关键有三条：独立性、高质量和影响力。中国智库在这三方面都存在缺陷。

首先，中国智库大部分依赖政府，最早是沿袭了苏联社科院的体制机制，“官办”色彩较浓。在计划经济时期，这种智库模式曾经发挥一定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全面铺开，这种体制机制带来的弊端也体现得日渐明显。主要表现在：“附属性”大于“主动性”，参与决策的动力不足；用人机制、管理机制、评价机制等不适应智库研究需要；做政策诠释易而提出质疑难，等等。

其次，智库最核心的要求是要生产高质量的思想产品，因此智库人员必须具有全球战略视野；要提出从中国实情出发的、接地气的解决方案。而我们今天的智库产品，普遍存在“三多三少”现象：被动的多，短期的多，流于空泛的多；积极主动的少，前瞻的少，可操作的少。

最后，智库影响力包括决策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大众影响力、国际影响力等多个方面。只有着力培养品牌意识、前瞻意识、创新意识、全球意识，付出艰辛努力和切实行动，才能全面提升智库影响力。

令人警醒的是，国际社会对于我们的智库能力甚至整个思想创新力存有偏见。在香港回归之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曾经说过：“你们不用担心中国，因为中国在未来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内，无法给世界提供任何新思想。”中国智库理当用行动和成绩来驳斥这句话。

■ 记者：沉甸甸的事实让人倍感压力。今天，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智库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您看来，应该以什么为突破口来更快更好地加强智库建设？

魏建国：要从整体上提升中国智库的质量与影响力，既要有智库自身的努力与转型，也要有外部条件的保障与推动。我认为，应该以体制机制创新作为中国智库改革的突破口。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健全制度保障体系”，这都是智库界的利好消息。

概括起来说，智库需要的是建立起符合智库发展规律的体制机制，应该针对不同类型智库加快改革，构建各类智库相互促进、有效互补的发展新格局。

有了好的体制机制，智库的自我要求也要更上一层楼。应该树立起“出招、解惑、指路”的目标。“出招”就是出高招、出绝招，帮助政府以正确的方式解决问题；“解惑”即面向社会公众和国际世界，阐明我们的政策、观点、价值追求；“指路”，就是要给政府、给企业指出明确的发展路线和方案，为他们提供到达“河对岸”的船只和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