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周恩来在上海（3）

见宋庆龄：为了同一个中华民族

与周恩来会面时，宋庆龄对他即将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表示“赞同和支持”。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编《周恩来在上海》，周恩来此次来沪的重要安排之一，就是专门去拜访宋庆龄。

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是当时宋庆龄的寓所。“在过去的十年间，他们通过书信、电报，有过频繁的联系，但却一直无缘面谈……1937年7月11日（或12日），在博古、林伯渠的陪同下，周恩来来到莫利哀路，先期得到消息的宋庆龄早已在寓所等候。”

从今天的视野来看，这处梧桐相伴所在，是个奇妙的地点。当孙中山在莫利哀路29号写下《孙文学说》等重要著作、发表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之时，不远处，今太仓路上博文女校，正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住所。

国民党的领袖与共产党的创始人，曾经住得如此之近。且就在莫利哀路29号，孙中山会见了共产党人李大钊和林伯渠，会晤了列宁的特使越飞，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思想。

两个政党的背后，是同一个中华民族。

面谈时，正为促成国共二次合作而奔走的周恩来，就宋庆龄关心的当前时局，以及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方针，作了详细介绍。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

对于当年上海这样一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力量、各界上层人士聚集的中心城市，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与否，影响深远。

1937年7月3日，获悉国民政府准备重新审查“七君子案”后，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在沪的潘汉年让其参与斡旋，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为上策，以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为中策，以释放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为下策。

同样，宋庆龄也在为营救“七君子”而努力。她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违法逮捕沈钧儒等7人；她与其他救国入狱运动发起人亲赴关押“七君子”的苏州，自请入狱，以示抗议……

那年7月底，“七君子”获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经营救活动后，更为壮大。

但恰如1937年7月9日上海滩大报《申报》对卢沟桥事变的报道标题，“华北形势突变”。

的确，“突变”。在那个沉沉黑夜的时刻，报纸的字里行间，都处处弥漫火药味。战火，一点即燃。

1937年8月10日，《申报》刊载《日军官武装直冲我飞机场 竟先开枪击毙我保安队士兵》；1937年8月12日，《申报》 刊载 《空气突趋紧张大队日舰集沪》。

1937年8月13日，《申报》刊载记者在“今晨二时后，驱车往公共租界与闸北交界各处，作最后巡视。但见凡通华界之各铁栅门，均已紧闭，每处均有武装万国商团团员警卫把守。遥视闸北方面马路电炬，虽仍如昔日光明，但马路上闲无一人，状至凄凉，盖无形中已入于战时状态矣。沪市情形昨日间十分紧张，因此一般吴淞、闸北以及江湾等一带居民，纷携箱笼，争向租界区域搬迁……”

就在这一天，日军发动袭击，淞沪会战爆发。

再翻开1937年7月9日《申报》，卢沟桥事变的相关报道做了整版，在密密麻麻的铅字间，最下方有一则短讯——《庐山谈话会 各组召集人已定》。

1937年7月，在庐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向蒋介石建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尽速发动全国抗战。

时隔两个多月后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拖延已久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的、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