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历史发展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3）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须着眼于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区分了国家社会制度层面的价值观和公民道德价值观，前者反映的是制度先进与否的问题，后者是对善恶或好坏的看法。作为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精髓的核心价值观，是这种意识形态对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制度性承诺或表达。譬如，像“自由、平等、博爱”就是新兴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主义等级贵贱价值观的思想武器；作为道德要求的价值观则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譬如，在古代中国有“仁义礼智信”，古希腊有“勇敢”“理智”和“适度”，欧洲中世纪有“虔诚”“谦卑”“服从”，近代资产阶级有所谓“勤俭”“劳作”“自律”等。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往往决定着道德规范的社会性质和内涵，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必须有自己社会层面的核心价值观，没有新的价值观就不可能有新的社会制度。反映社会制度的价值观变了，道德价值观的内涵和功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在历史进程中，无产阶级也曾经基于资产阶级价值观而进行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尽管也取得了许多推动社会进步的成果，但都未能获得最终的和实质的胜利。因此，“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以人民解放和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作为核心价值观，激发了全世界人民对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一时间，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曾经担心社会主义革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但是，既是由于社会主义在实践中的某些失误，也是因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逐渐把某些价值观蜕化为单纯口号，将“爱国”“忠诚”“守法”之类的道德生活价值观当成社会制度层面的价值观，从而遮蔽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质的价值取向，导致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渐渐减弱。譬如，在柏林墙两边，东柏林的吸引力就比不过西柏林，东德需要建立一堵高墙来阻挡人民往另外一边跑。价值信念崩塌了，人心也就涣散了，内在认同出现了危机，问题终将暴露出来。价值认同出现问题了，靠外在的墙来阻挡往往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东剧变也是核心价值观失落的结果。

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必须分清社会层面的价值观与人民及公民价值观或公民道德，不能拿公民生活价值观来替代社会层面的价值观。譬如，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以所谓“礼义廉耻”的生活价值观作为核心价值观，以图整合中国社会，但显然不能抗衡以建立没有阶级剥削、没有压迫的公正社会为价值取向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以解放人民，建立民主、自由、独立和公正的社会为价值取向，这是有社会变革方向感的核心价值观。“礼义廉耻”只是调节人们生活的道德价值观，没有社会变革的价值取向，因而不可能成为体现历史前进方向的核心价值观。

总之，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着眼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前进方向，必须反映社会发展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站在价值观竞争的制高点上，掌握文化竞争的主动权。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主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工程重点教材《西方哲学史》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