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不为”的现状、原由及其治理对策（2）

二、“为官不为”原因分析

为什么会出现“为官不为”现象？访谈中，干部主要从如下三个视角来分析“为官不为”的内在根源。

一是从干部自身角度进行诠释。有干部谈到，部分干部“为官不为”是由于主观上的政绩观出现偏差：“党性意识滑坡，责任意识下降”，“能力跟不上新的形势”，以及“部分干部为官动机不纯，有为是为自己而为，而不是为国家、为民族而为。没有自身利益就干脆不为，这样的干部还是为数不少的。”

二是从干部管理体系角度加以剖析。有干部指出，“现在的干部管理机制太松懈，只能上，不能下，除非是违纪违法被抓”。还有干部谈到，“导向问题非常关键。我们是用改革创新的干部，还是要不出事情的干部”，“有的地方，做得好不如说得好，说得好不如跑得好。做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也有干部谈到，“干部存在跳跃性使用的问题，今天做农业局长，明天可以做文化局局长，客观上存在岗位不适应的问题”。还有干部谈到，“干部激励机制跟不上，越到基层，越到边疆地区，收入越低”。也有干部谈及，“部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存在着体制上的障碍”。

三是从严治党的背景加以探悉。有干部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逐步成为新常态，原来干部管理松懈，一下子严格起来，有些干部感觉不适应”；“部分干部仍用老的思维来谋划工作，推进创新工作感觉‘压力山大’，能力不足”；“老办法不敢用，新办法不会用”；“有群众反映，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干部管理严格了，找他们办事，态度是好了，但事情不办了”；“现在提出要依法行政，问责力度加大，干部心存害怕，我不干事就不能问责了吧”。还有干部指出，“‘为官不易’导致‘为官不为’，实施严格的责任倒查机制，干部们害怕秋后算账。现在的倒查机制不尽合理，有些问题在当时看是合规的，搁置到现在来看又是不合规的”，“为官风险加大，甚至部分干部也要求提前退休”。

本研究从干部个体、干部管理体系、政治生态与文化三个角度对“为官不为”的内在根源进行调研。调查结果表明，干部群体较为忽略干部个体因素、政治生态与文化因素，将干部管理体系视为“为官不为”现象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为官不为’原因主要有哪些”的调查中，56.76%的被调查者选择“干部选用不够完善，没有营造能者上、庸者下的氛围和导向”；54.04%的被调查者选择“干部考评不够完善，干与不干、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44.59%的被调查者选择“干部激励机制不足，缺乏足够上升空间”；40.54%的被调查者选择“部门权限不清，岗位责任模糊”，以及“干部工资待遇较低，工作压力较大，各种规矩多”。

针对访谈中干部提到的“为官不为”与从严治党的问题，就“为官不为”与干部选用从严、惩治腐败从严、改进作风从严、落实责任从严、管理监督从严、纪律约束从严之间的关联进行问卷调查。62.16%的调查对象认为，“为官不为”与“对落实责任从严的恐惧，害怕问责而不为”存在关联。中央加大对责任主体的问责力度，部分党员干部害怕问责而选择“为官不为”。41.89%的调查对象认为，“为官不为”与“对纪律约束从严的疑惑，不清晰‘红线’‘底线’而不为”存有关联。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仍在路上，中央对于党的建设顶层设计、改革思路明晰，但是地方和部分新制度尚未完全建立，部分干部不清晰什么事情能做，什么事情不能做，没有胆量放手推动工作而选择不为。还有40.54%的调查对象认为，“为官不为”与“对惩治腐败从严的忧虑，将反腐倡廉与干事创业相对立”存在关联。在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反腐情形下，部分干部把反腐倡廉与干事创业相对立，把更多精力花在琢磨如何安全着陆，退休后如何生活上，缺乏推进工作的动力与愿望。面对全面从严治党，部分干部不是从党和人民利益出发，更多虑及个人利益得失，对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产生认知与情绪偏差，害怕全面从严治党给自己带来潜在威胁，不同程度产生焦虑、恐惧、不安等负面情绪，出现“为官不为”现象，并通过上下级权威服从、干部间关系认同机制不断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