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生需要培育中性智慧

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思维方式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允执厥中。

文化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生新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生生不息，就不但需要考虑文化“现在如何”，更要考虑文化“将来如何”。所以，有效摈弃非此即彼的两极对立思维定式，培育一种有利于文化健康成长的中性智慧，以包容的心态促成不同文化相互借鉴、互养相成，就变得十分重要。

众所周知，文化相对主义是全球化时代后发展国家的主流话语。不容否认，作为对于普遍主义的矫正，文化相对主义突破了西方中心的话语模式，尊重差别，肯定了异质文化的多元存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价值重现。但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中也潜藏着一个悖论：如果所有的文化系统都囿于自身的价值标准，认定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最优秀的文化并固守自己的文化方式，盲目排斥甚至压制其他文化，则必然造成文化孤立，甚至会导致文化的涣散，不利于人类的文明积累。这样我们看到，文化相对主义走到极端，客观结果与文化普遍主义的价值诉求一样，都不可能使人类的文明获得健康的发展和积累。

无论是文化相对主义还是文化普遍主义，都不应在极端的意义上推广实践其价值。全球化的合理性呈现应该是文化和谐共生。这就需要世界各民族摒弃两极对立的极限思维，代之以和谐共生的中性智慧。人类的智慧源于生活实践中的思考，不同思维方式往往导致不同的智慧形状，中性智慧的体用源于中性智慧方式对生活世界的实践审视。与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同，中性智慧方式立足于建设，强调事物对立双方的互养相成、共生共存，强调把握事物的平衡支点，做到不偏不倚、允执厥中。毫无疑问，中性智慧重在对于对象世界的整体性、动态性把握，它是一种生成性思维而不是现成的实体性思维。

中性智慧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模式的突出特点。在中国传统哲学精神中，中性智慧是最为丰厚的资源，亦可说是中国人独具特色的生存智慧和处世态度。中国古代思想家们都把“中”与伦理道德、人生观、价值观相联系，以至将其升华为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中庸”“中道”“中和”，这些概念构成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范畴。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其突出的思想特征便是“中”。统揽孔子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看到中性智慧贯穿于各个层面：“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天人合一”的哲学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人生境界、“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等等，孔子的中庸哲学对中华民族精神建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孔子把中庸称为“至德”。孔子的中庸之道，就是反对“过”与“不及”，要在“过”与“不及”的两极之间把握一个适中点，以保持事物的常态不变。孔子反对过分的拘泥，“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说，孔子坚决拒绝过分的臆断与固执己见的极端行为；而且孔子还认为对“中”的把握，可以因时因地而有所不同，他将此称之为“君子而时中”。可见，孔子的儒家思想很好地贯彻了中性智慧模式。

中性智慧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本质精神的应有之意。第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价值取向就是把对象、现实、感性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这是一种动态的、生成性思维。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只有从人的现实生活情势出发，我们才不至于陷入既定的、僵化不变的思维定式，我们的理论才有可能真正全面地表达时代与生活。第二，唯物辩证法决不是让人们的思维简单化、对立化，相反，它是让人们在看待事物时更加理性、更加全面、更加符合事物的本来面目，也就是要求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去观察事物，把握其发展态势。所以，以中性的思维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