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俘虏获优待后被感化 加入八路军英勇抗战（2）

抗拒 在山顶“纪念”日本天皇

“不要落后于前面的部队啊!全体都极度紧张起来，以急行军的速度，凶猛而匆忙地快步前进!视力只能看3米多……9时前，来到了铁路线的最近处，等着8时50分的火车通过。……万一日军知道了，不出来袭击吗?”大山光美在文中记录自己跟随八路军第三次试图穿越同蒲铁路共赴延安的情景，“正在通过一个桥梁，那桥梁离日军的警备队只有一里多，若被发现，一定会被袭击的。……然而，回头一想，日军就是发觉了，对于这样大的部队，也说不定连声都不敢作呢。现在我们是逐渐地远离那危险的区域。”

大山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源于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党风与廉政》杂志主编刘风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工作期间，曾研究过日本工农学校。她说，红军初创时，就提出了自己的俘虏政策。1931年前后，俘虏政策已形成多项内容，包括：不杀不辱，不搜腰包，医治伤病员，生活上优待;愿留者，分配适当工作;愿去者，经宣传教育后，发给路费释放之等等。

据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忠全介绍，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25日，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签发《关于对日军俘虏政策的命令》：一、对于被我俘虏之日军，不许杀掉，并须优待之。二、对于自动过来者，务须确保其生命之安全。三、在火线上负伤者，应依阶级友爱医治之。四、愿归故乡者，应给路费。

伴随着被俘日本兵越来越多，俘虏政策也由优待释放转向教育感化。1940年6月，党中央发出指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鼓动招待，令其回队处，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

实际上，留下的日本战俘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严重，很难在短期内改造他们。于是，由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又名冈野进，中文名林哲)提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1940年10月决定，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建立一所以日军战俘为主体的特殊学校，即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任务是改造日本战俘，协助八路军对日本军队进行政治宣传。

学员多是被八路军、新四军在战场上俘虏的日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也有少数是受政治攻势和俘虏政策影响而投诚过来的日军士兵。之所以命名为“日本工农学校”，与当时的学员职业有关，他们参战前主要是工农劳苦大众。从文化程度上看，以小学、高小为主，也有少数大专毕业或肄业者。据1944年6月19日《新华日报》记载：日本工农学校的学生53.8%为工人、16.9%为店员、13.8%为农民、12.3%为职员、3%为商人;文化程度：小学12.4%，高小66.1%，中学15.4%，专门学校4.6%，还有大学肄学1.5%。

1941年5月15日，日本工农学校在延安文化沟八路军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亲笔题词祝贺：“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该校的校训为“和平、正义、友爱、勤劳、实践”。

不过，这些战俘一开始怀着盲目的敌对情绪，甚至以暴力方式伤害救助人员。平型关战役中，有个日本兵受了重伤，八路军战士替其包扎，却被他咬掉了耳朵。有个日本俘虏在医生替他换药时，趁医生不备，竟用小刀将医生杀害。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你们野蛮，你们医好我以后，还要割我的头，让我不能再转世，为什么不枪毙我?”

“有的日本兵颐指气使，很是嚣张，还给八路军写条子道：‘命令，皇军要吃鸡子，着即送鸡子两只。此令’，以示轻蔑。”刘风梅颇为愤慨地说。

1940年11月3日，日本纪念天皇诞辰的日子，6名日本学员偷偷爬上延安的山顶，面对东方，高呼“天皇陛下万岁”。他们将学校的教育看成是“赤化”他们，“利用”他们来反对日本。因此，他们对学习始终心怀戒备。一到上课时间，就寻找各种借口逃避现实，或者装疯卖傻，或者捣乱破坏，或者绝食抗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