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变 决心和八路军肩并肩战斗
即便如此,八路军仍积极帮助这些战俘,消除他们敌对情绪。
刘风梅介绍,在精神上,我方尊重日军战俘的人格和信仰。不设高墙卫哨,不使用体罚、打骂等强制和压服的方法管理学员,而是用赤诚的阶级友谊,以民主的说服教育的方式,来帮助他们清除法西斯思想的毒素,逐渐将其民族自尊心引向正确的方向。
尤为突出的是,在生活上,日本战俘在学校享受到同美军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等外国友人同级的优待。例如,第一个月份发放津贴费5元,配备被毡、鞋袜、手巾、肥皂、牙刷、衣裤等物品。每隔4个月,还补充一次鞋袜、牙刷、手巾、肥皂等。
当时,八路军月津贴分为五等,即士兵1.5元、排级干部2元、连级干部3元、营团级干部4元、师级以上干部均为5元。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全部按连级供给每月3元的津贴。伙食上,除按一般的统筹统支规定外,还特供每人每月猪肉大秤一斤、面10斤,如遇年节或日本重要节日,发给一定的会餐费。从1944年12月11日到20日的食谱看,日本工农学校的主食是白面馒头,副食:上午一菜一汤、下午两菜一汤,且餐餐有肉。这在当时,大大超出了八路军一般战士的生活水准。
李忠全补充道,除了生活上的优待,还有政治上的优待。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二届参议会议员选举,要求从日本工农学校、敌军工作干部学校、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四校中选取一人为边区参议会议员。结果,鲁艺的周杨当选,日本工农学校的候选人森健名列第二。作为特例,森健被吸收为边区参议员。同时,日本工农学校学员中小路静男也当选为延安市参议会议员。
对学员的管理,学校坚持学习、生活、课外活动皆由学生自治。学校教育一般分为3个阶段:入校新生,先进行一个月的审查,看其是否有入学的意愿,并考察具备入学资格与否。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接受教育2个月,再转入正规学习10个月。主要开设政治常识、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等课程,分别由冈野进、赵安博、王学文等人用日语授课。
1943年秋,鉴于众多学员们年龄、阅历、入校时间及文化、政治水准的差异,日本工农学校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A组主要针对新生,教育内容为初步的社会主义理论;B组由文化程度稍高的学员组成,且到延安已有一年之久,主讲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政治;C组由文化、政治水平最高者组成,主讲联共(布)党史。三组共同的课程为日本问题和时事,使学员能及时了解日本当时的外交动向和欧亚战况,以及日本法西斯发动侵略战争的“前途”和日本劳动人民所蒙受的灾难,使他们明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失败的必然性。
“学校当时有自己的图书馆,藏书约250本,并定期出版刊物。在冈野进的办公室,还能读到2个月内的日本新闻。”李忠全介绍说,学员白天上课,晚上组织讨论。讨论大体分为星期一讨论会、各组讨论会和读书会三种,尤以“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包括日本军队的内幕、八路军和日军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等等。同时,学校还组织各种纪念会、报告会和讲演会,辅助教学。如“五一”劳动节纪念会,纪念日本革命先烈的“三·一五”惨案报告会、“苏联情形”报告会等。
通过学习,学员们的思想实现了蜕变。他们在日本士兵大会、反战大会《致八路军、新四军全体指战员书》中写道:我们中间的极大多数,是曾经在战场上,将枪口瞄准过你们的日本士兵。然而,当我们变成八路军俘虏的时候,你们不但没有侮辱我们,没有杀害我们,不仅没有把我们当做敌人,而且还给我们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优厚的物质待遇。八路军把我们当做朋友、兄弟和同志加以看待,并使我们从蒙昧中得到真正的觉醒,使我们不得不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以前已经知道了日军的非正义和八路军的正义,就迫切地感觉到:无论如何也要打倒我们劳动大众所不能容忍的敌人——日本法西斯军阀,于是便参加了日人反战团体觉醒联盟。而来延以后,又加入了反战同盟。”大山光美在《我们十四个日本人怎样到延安来的》文末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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