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一体化中提升农民福利

提升农民福利是当前中国最基本的政策议程之一。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福利状况得以改善，农民福利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福利包含非经济内容

阿马蒂亚·森认为，社会对教育、养老、医疗保健等基本公共物品的供给状况是个人选择自由度的直接影响因素。享受基本公共物品是每个人的社会权利。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后，农民开始能享受部分社会权利，具体表现为农村实现了义务教育、新型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此外，农民还能享受粮食种植补贴、购买农机具补贴等社会权利。虽然农民享受到了一定的社会权利，但城乡之间仍存在较大的社会权利差异或社会福利差异，具体体现在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农村在这些方面的低水平福利状况，制约着农民的选择能力及由此产生的选择自由度，不利于农民福利的改善。

基于可行能力理论，福利既是一个经济概念，又是一个超乎经济的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收入等物质内容，还应包括非经济内容。可见，农民福利所含内容众多，收入水平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而农民的主观感受才是农民福利的最终反映。这种主观感受不仅与收入有关，而且与个人自由程度、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社会公平状态等有关。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需求发生了明显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虽然农民物质福利不断提高，但是在收入差距扩大、社会排斥和相对剥夺感增强的背景下，农民的心理福祉水平反而可能下降。

福利在社会层面和国家层面体现为社会保障。在公民福利上，国家承担着履行公平和承接风险的功能。目前中国国家层面的福利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是现行福利制度的资源缺口大，公共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但政府的组织规模却不能无限扩张；二是人口结构变化加重了政府的福利负荷，特别是急剧增加的劳动移民对城市社会福利体系造成冲击；三是纵向政府的福利职责不对称，最明显的表现是政府财权“上移”而“事权”下移。

在中国，土地之于农民逐步演变为社会保障的替代品，然而，土地在农民福利供给中作用有限。首先，以家庭为单位的分户经营方式造成农业生产的低效益，制约着土地的保障功能。其次，“生存理性”是多数农民的行动逻辑，这使土地功能难以有效发挥。农民处于产业链发展的最下游，产业的被动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不确定性，会强化将土地作为生存保障的动机。最后，土地流转将使农民丧失土地的保障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