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2）

○第八

日食之变，为人君所当恐惧修省，然建子、建午、建卯、建酉之月，所谓二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为灾。其余月则为灾。为灾之尤重者，则在建巳之月焉。盖自冬至一阳生，至此月而六阳并盛，六阴并消，于此而忽以阴侵阳，是为以臣侵君，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则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周家则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虽名有四月、六月之别，皆谓之正月。正月者，正阳之月，非春王正月之月也。左氏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礼也。平子不知而止之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币于社，伐鼓于朝，其余则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举辟，移时乐奏鼓，祝用币，史用辞，故《夏书》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此月朔之谓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礼在周之六月，继即引《夏书》以证夏礼，亦即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为夏之四月，可谓反覆明切矣。此非二代同礼之一大验乎。而伪作古文者略知历法，当仲康即位初，有九月日食之事，遂于《胤征》篇撰之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不知瞽奏鼓等礼，夏家正未尝用之于九月也。是徒知历法而未知夏之典礼也。或又有曲为之说者，曰：夏质周文，故礼亦异。不知三代典礼有从异者，亦有从同者。有当革者，亦有当沿者。此正沿而同之礼也。即以上文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非襄十四年师旷所引《夏书》之文乎。考之《周礼》小宰之职，正岁帅治官之属而观治象之法，徇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周之正岁即夏之正月，同为建寅，同徇以木铎。此非二代同礼之又一大验乎。噫，作古文者自谓博考经籍，采摭群言，而往往博而或不能精采，百而或有时漏一，故多所留破绽，以来后人之指议。吾安得起斯人而面问之哉。

按巳月之为正月，不特见左氏，已见《诗·小雅》所谓“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当之，其繁霜曷足为灾异哉。正阳日食，为古所尤忌，亦不特见左氏，又见《诗·小雅》。集传苏氏所谓纯阳而食，阳弱之甚。十月纯阴而食，阴壮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诗人以为亦孔之丑是也。其说皆与左互相发，故并著之。独怪胡安国传《春秋》于庄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从左氏正阳之义，而反远引《胤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礼，若以凡日食即当然者，岂诚以左氏为浮夸，而以古文《尚书》为真合夏之典礼也耶。

又按仁山金履祥《通鉴前编》曰：兵法莫整于《胤征》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也。莫仁于《胤征》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也。莫勇于《胤征》曰，“威克厥爱允济”也。此武之大经也。愚请得而证之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此出《荀子·君道篇》所引《书》曰〔《韩诗外传》作《周制》曰〕“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是整乃见于《荀子》也。“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此出《易·离卦》上九《爻辞》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是仁乃见于易也。“威克厥爱允济”，此出《左传》昭二十三年公子光曰“吾闻之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是勇乃见于《左传》也。凡晚出之古文所为精诣之语，皆无一字无来处。独惜后人读书少，遂谓其自作此语耳。譬之千金之裘，徒从其毛而观之，未有不爱其白且粹者，苟反其皮而观之，然后知此白且粹者，非一狐之腋之力，乃集众腋以为之也。晚出古文何以异此哉。

又按左氏引《夏书》，虽云日食典礼，未知的在何王之世，故刘歆《三统历》不载，后造《大同历》者，始推之为仲康元年。唐傅仁均等又以为五年癸巳。疑皆因晚出书傅会为此。犹刘原父《七经小传》谓《诗》皆夏正，无周正，自郑笺十月之交，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后造历者，于幽王六年酉月辛卯朔果日食矣，疑出于傅会。卓哉特识。可尽扫一切。余谓此二事颇堪作对。

又按姚际恒立方曰：伪作古文者，改夏四月为季秋月朔，意谓夏与周制异。若然，则太史引证不合，平子亦当折之矣，何为噤不一语。“瞽奏鼓”三句，逸《书》原谓急于救日食，非怠惰不救，填入殊不相合。

○第九

文有承讹踵谬，历千载莫觉其非，而一旦道破，令人失笑者，古文《大禹谟》“皋陶迈种德德乃降”二句是也。孔安国传此二句曰：迈，行。种，布。降，下也。言皋陶布行其德，下洽于民也。陆德明《音》曰：降，江巷反。据此则“德乃降”之“降”，当音绛，不当胡江切音讧，盖可知矣。然左氏庄八年夏“师及齐，师围郕，郕降于齐师。仲庆父请伐齐师，公曰：不可。我实不德，齐师何罪。罪我之由。《夏书》曰：皋陶迈种德，德乃降。姑务修德以待时乎。秋，师还”。杜预注“皋陶迈种德”一句曰：《夏书》，逸《书》也。注“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为人所降服也。孔颖达《疏》曰：杜谓“德乃降”为庄公之语，故隔从下注。据此，则“德乃降”之“降”当胡江切，音讧，不当古巷切，音绛，又可知矣。且必音讧，方与上文“郕降于齐师”，经文“郕降于齐师”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语，下即从其末之一字申解之者，固不独庄八年夏为然也。宣十二年君子引《诗》曰“乱离瘼矣，爰其适归”，归于怙乱者也夫。襄三十一年北宫文子引《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终之实难。昭十年臧武仲引《诗》曰“德音孔昭，视民不佻”，佻之谓甚矣。皆其例也。又不独左氏为然也。《中庸》卒章引《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亦其例也。若必以“德乃降”为《书》语，则“毛犹有伦”亦应见于《烝民》诗矣。何未之见也。且已“苟有德，乃为人所降服”者，亦不独见于庄八年夏而已也。僖十九年载文王伐崇，退而修教，而崇始降。僖二十五年载文公围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昭十五年载穆子围鼓，既令之以杀叛，复令之以知义，而后从而受其降。皆其义也。凡“德乃降”之为庄公释《书》之语，皆历历有证，而伪作古文者一时不察，并窜入《大禹谟》中。分明现露破绽。而千载之人徒以其为圣人之经也，而莫之敢议。噫。孰知此作古文者固已从而自道破矣，曰作伪心劳日拙。

或问《韵会》云，降，胡江切，服也。《说文》亦作夅，又下也。《诗·召南》“我心则降”，《大雅》“福禄攸降”，皆读作平声，是平声音内亦有下也之解。安知大禹当日云“德乃降”不读作平声而陆德明非误音之乎。余曰：即与平声音相通，而于《左传》所引上下之文义终有不得而通者。二十五篇之《书》，所采集剥拾他书，因而与其文义相背驰者，固不独一“德乃降”已也。《孟子》“象曰：郁陶思君尔”，此象之辞。忸怩则叙事之辞，《国语》晋平公欲杀竖襄，叔向曰“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颜，乃趣赦之。注曰，忸怩，惭貌。是其证也。今窜入《五子之歌》中，曰“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忸怩”。以郁陶、忸怩并为一人口气。不失却《孟子》之文义乎。“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此武王之辞。“若崩”、“厥角”、“稽首”则叙事之辞。今窜入《泰誓》中篇。中曰“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皆以为武王口气。不愈失《孟子》之文义乎。且详玩其所引“王曰自是至商郊，慰安商百姓”之辞，其与河朔誓师固绝不相蒙者也。《史记·周本纪》载“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即其事也。伪作古文者既不辨古人文字有议论夹叙事之体，又不辨武王时事有誓师吊民之不同，而一概混置，讹谬已甚。世犹以其为经而交相赞焉，亦可谓矮人之观场矣。

○第十

书有句读，本宜如是。而一旦为晚出古文所割裂，遂改以从之者，《论语》“《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三句是也。何晏《集解》引汉包咸《注》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辞。是以“书云”为一句，“孝乎惟孝”为一句，“友于兄弟”为一句。《晋书》夏侯湛《昆弟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潘岳《闲居赋序》“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是其证也。伪作《君陈》篇者竟将“孝乎”二字读属上，为孔子之言。历览载籍所引《诗》《书》之文，从无此等句法〔姚际恒立方曰：古人引用《诗》《书》，未有撮取《诗》《书》中一字先为提唱者〕。然则载籍中亦有“孝乎惟孝”句法耶。余曰：有之。仲尼燕居，子贡曰“敢问将何以为此中者也”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乎礼”非此等句法耶。伪作古文者不又于句读间现露一破绽耶。

按钱尚书谦益家藏淳熙《九经》本点断句读，号称精审，亦以“孝乎惟孝”四字为句。先是，张耒《淮阳郡黄氏友于泉铭》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张齐贤承真宗命撰《弟子赞》曰“孝乎惟孝，曾子称焉”《太平御览》引《论语》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唐王利贞《幽州石浮图颂》曰“孝乎惟孝，忠为令德”梁元帝《刘孝绰墓志铭》曰“孝乎惟孝”《与武陵王书》曰“友于兄弟”则知改从《君陈》篇读者自朱子始。

又按《素问》“帝曰：何谓形。岐伯曰：请言形，形乎形。何谓神。岐伯曰：请言神，神乎神。”《灵枢经》岐伯曰“上守神，神乎神”《史记·淮阴侯列传》蒯通曰“时乎时，不再来”《汉桂阳太守周憬碑铭》辞曰“君乎君，寿不訾”扬子《法言》有“习乎习，杂乎杂，辰乎辰，才乎才”。晋董京诗有“麟乎麟”。并此句法。又以此置末句者，则《公羊传》“贱乎贱”者也。《尔雅·释训篇》“微乎微”者也。《春秋繁露》有“贱乎贱者”矣，夫有贱乎贱者，则亦有贵乎贵者矣。

又按梅氏鷟亦谓《君陈》篇上窃《国语》“令德孝恭”之文，下辑《论语》“惟孝友于兄弟”等语，以颇重复，遂去“孝乎”二字，若为释书者之辞。试思凡引书云书曰之下，曾有自为语气者乎。即如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竟断“书云高宗”四字为句。文理尚通乎。朱子《集注》不闻致疑，总缘压于古文耳。某尝谓朱子固受校人之欺，此其一尔。

又按《论语》所引《书》未知的出何篇。伪作者窜入《君陈》篇中，亦有故。盖见郑注《礼记·坊记》云“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意其人为周公之子伯禽之弟，必孝且友，故以二语实之。又嫌太突，不便接君陈，特装上“惟尔令德孝恭”一语，为赞下方泛论孝之理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即以本题“尹兹东郊”，从“政”字生下凑泊，弥缝痕迹宛然。

○第十一

两书有本出一处，而偶为引者所增易，实于义无妨者。《孟子》齐人取燕章“《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宋小国章“《书》曰：徯我后，后来其无罚”是也。观两处上文其辞皆同，而又首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他日引之，辄易“一”为“始”，易“始”为“载”。此乃古人文章不拘之处。亦何得疑其出于两书耶。不得疑出于两书。而奈何后来“其苏”既窜入《仲虺之诰》中，“后来其无罚”复窜入《太甲》中篇中耶。伪作古文者不又于此现露一破绽耶。

按《书序》“汤征诸侯，葛伯不祀，汤始征之。作《汤征》”。金仁山谓《史记·殷本纪》载《汤征》之辞而不类，盖非《汤征》之旧文也。《孟子》引亳众往耕之事疑出此书。余尝叹为确识，因悟“葛伯仇饷”一语系于“亳众往耕”下，似即为古《汤征》书，而“汤一征自葛始”亦应为其文，今俱窜入《仲虺之诰》中，自非。且尤怪孔安国《传》于“葛伯仇饷”注曰：葛伯游行，见农民之饷于田者杀其人，夺其饷，故谓之仇饷。夫晚出古文分明从《孟子》剿取《书》语。及作《传》不曰“亳众”曰“童子”而泛曰“农民”，若似葛伯所杀为即其葛人，于汤无涉，而乃故与《孟子》违者，正以掩其剿《孟子》之迹也。噫，作伪者之用心如此究将谁欺乎。

○第十二

一书有被引数处，虽微有增易，义则归一者。《墨子》之引《仲虺之诰》于《非命》三篇是也。《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中篇《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恶，用阙师”下篇《仲虺之诰》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师”三处。下文《墨子》皆各从而释之曰：此言桀执有命，汤特非之。曰丧师，曰阙师，曰爽师，此岂吉祥善事。而伪作古文者嫌与己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孔安国《传》曰：爽，明也。用明其众言为主也。不与《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复如此释之之确如此。而伪作者不又现露一破绽耶。

按又有一书被引数处，虽小有同异，辞则甚古者。《墨子》引《泰誓》“纣夷居”一段是也。《天志》中篇云“纣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弃厥先神，祗不祀。乃曰：吾有命，无廖亻鼻务天下。天亦纵弃纣而不葆”《非命》上篇云“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天亦纵之，弃而弗葆”《非命》中篇云“纣夷之居，而不肯事上帝，弃阙其先神而不祀也。曰：我民有命，毋僇其务。天不亦弃，纵而不葆”今晚出古文于“弃厥先神祗不祀”下增“牺牲粢盛，既于凶盗”二句，以合箕子之言，删去“天亦纵弃纣而不葆”一句，以便下接《孟子》书。岂《墨子》所见乃另一《泰誓》乎。亦可谓舛矣。

又按《仲虺之诰》又有四语两见引《左传》。虽间倒置，辞则相合者。襄十四年“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襄三十年“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是也。晚出古文止缘上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与下“推亡固存”皆四字句，亦去原文两“者”字、“之”字以相配。又以“良”、“亡”韵协，遂易“国之道也”为“邦乃其昌”，亦韵协。此本无韵而忽韵，与后《墨子》本有韵而不韵皆同一妄作。

又按宣十二年“随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云云，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耆昧”也。上引“兼弱攻昧”成语，次即引《书》《诗》语以条释之，可见“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各有所出，非如今同出《仲虺之诰》也。襄公《传》两引皆有“者”字、“之”字，今忽隐栝为一句，亦古人文之常。但未有本出一书而错综割裂如随武子此等引法者，然则随武子既不妄，则晚出古文妄可知矣。

又按今《仲虺之诰》非独误会用“爽厥师”，亦且误用“式商受命”。今文《立政》篇“帝钦罚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万姓焉，非若《仲虺之诰》竟贴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兴一商兴，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第十三

书有古人才引，忽隔以他语，亘千载莫能知，而妄入古文中庚续之者。《五子之歌》“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是也。左氏襄四年晋侯欲伐戎，魏绛曰“劳师于戎而弗救陈，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戎，禽兽也。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绛遂不便复引《夏训》，止据其事以对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云云，末引《虞箴》仍及“在帝夷羿，冒于原兽”，此乃古人文章密处。今试思“有穷后羿”下，其语可得知乎。不可得知。果是“因民弗忍，距于河”，而魏绛将引此鹘突语以告悼公乎。此又当为一破绽耳。

或问“有穷后羿”在《五子之歌》，为《夏书》，与《夏训》少别，安知非各见者。余曰：伪作者正以《夏训》为《夏书》也。篇中一则曰“皇祖有《训》”，再则曰“《训》有之”。《国语》引“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为《书》曰。《五子之歌》则以为此皇祖训，故可验其一视之。

按杜注《左传》“《夏训》有之”曰“亦云《夏训》、《夏书》”

又按梅氏鷟谓孔颖达疏左氏以“有穷后羿”为即《五子之歌》文，非是。盖彼不考下文故。下文公曰“后羿何如”至“有穷由是遂亡”凡四十六句，初未尝言太康淫于田，即辛甲为《虞箴》，亦专以责羿耳。太康无预。魏晋间《书》出，始以后羿之田转而为太康之田。胡不思《离骚》曰“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弄”盖以淫乐失其国者，不援以为据而辄妄及左氏，何哉。

又按大兴王源昆绳谓予，古人炼句简奥，千奇百变，然未有为截半句法者。有之，自《左传》始。襄二十五年崔杼、庆封为相，“盟国人于大宫，曰：所不与崔、庆者。晏子仰天叹曰：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与，有如上帝。”盖盟书云“所不与崔、庆者”，“有如上帝”读未终。晏子抄答，易其辞，故“所不与崔、庆者”虽是一句，却只半句，遂截其下，而以晏子仰天接之。此句法之尤奇者。予谓此与襄四年亦颇相类，故并载云。

又按王恭简樵云，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为本。是以率群臣将有言于王。而赞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用皆进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长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准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缀衣，掌禁卫者曰虎贲。群臣之辞未毕，周公叹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忧得其人者少哉。周公与群臣之言，错互相足，古书无此体。盖史官在旁亲见而记之，所谓堪画者也。观篇末周公呼“太史”而告以“司寇苏公”一段，益知此篇盖记于即时者。可谓妙解。合上左氏观之，“所不与崔、庆者”，下可揣而得其辞。“有穷后羿”下终不可得知。“缀衣、虎贲”下，周公又历历补出“趣马、小尹”等，盖同一文体。其间种种变殊。至汉《霍光传》，尚书令读群臣奏，至掖庭令敢泄言要斩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曰“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云云，前后仍是一篇奏文，惟间以叙事少断，与上三者又不同。

○第十四

《书》有今文古文，此自西汉时始然，孟子时固无有也。无有则同一百篇而已矣。何《孟子》引今文《书》由今校之，辞既相符，义亦吻合。及其引古文《书》，若《泰誓》上、《泰誓》中、《武成》，辞既不同，而句读随异，义亦不同，而甚至违反。试为道破，真有令人失笑者焉。《孟子》引今文者六。“时日害丧”二句〔一〕，“若保赤子”〔二〕，“舜流共工于幽州”五句〔三〕，“二十有八载”五句〔四〕，“杀越人于货”三句〔五〕，“享多仪”四句〔六〕。惟“窜三苗”，“窜”作“杀”，“罔不憝”上有“凡民”二字。然许氏《说文》引《周书》正作“凡民罔不憝”，亦可证非孟子自增之也。至“天降下民”为《书》辞，玩其文义，似应至“武王耻之”止。今截至“曷敢有越厥志”，赵歧读其助“上帝宠之”为句。“四方”字属下。今以“宠之四方”为句，“有罪无罪”下削去“惟我在”三字，以“予”字代“天下”。是《书》原指民言，今竟指君言矣。“有攸不为臣”一段，截去首句。“东征”上增“肆予”二字，“绥厥士女”下复出“惟其士女，绍我周王，见休”一句，变作“昭我周王，天休震动”二句。其不同至如此。然犹可言也。若义理之抵迕，叙议之错杂，则未有如前所论“王曰无畏”一节者也。岂孟子逆知百余年后《书》分今文、古文，而于古文特多所改窜。抑孟子当日引《书》原未尝改窜，故今以真书校之，祗觉其合。而晚作伪书者，必须多方改窜，以与己一类而遂不顾后，有以《孟子》校者之不合耶。此又一大破绽也。

按朱子云，当时伏生是济南人，晁错颍川人，止得于其女口授。有不晓其言，以意属读，此载在史者。然而传记所引却与《尚书》所载又无不同。又云今观《孟子》引享多仪出自《洛诰》，却无差。则可证《孟子》引《书》，原未尝改窜之说。

又按冯班定远，常熟钱氏之门人也。颜注《伏生传》，晁错往受《书》事，引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为妄。《艺文志》，《尚书》经二十九卷，伏生所传者。又志秦燔书禁学，伏生独壁藏之。汉兴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齐鲁之间。云壁藏而求之，得二十九篇。是伏生自有本，不假口传明矣。《儒林传》，伏生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欧阳生千乘人，事伏生。夏侯都尉从济南张生受《尚书》，以传族子始昌，始昌传胜，胜传从兄子建。则是欧阳、夏侯二家汉人列于学官者，自是伏生亲传，非晁错所受之本明矣。又伏生有孙以治《尚书》。征伏生有孙，则应有子，何至令女传言。若其子幼不能传《书》，则伏生年已九十余，安得有幼子乎。且其女能传言，亦应通文字，何至晁错不能得者且十二三，乃以意属读之耶。某曾身至济南、颍川，其语音绝不相远，虽古今或异，大略亦可知。何至言语不相通耶。卫宏且勿论，颜注汉号为班氏忠臣，亦赘列斯语，疑误至今，殊可怪耳。

又按梅氏鷟亦谓吴才老云：伏生得于既耄之后为失考。朱子于古文言壁藏，今文则言暗记，亦是受校人之欺论。正与定远合。盖汉定，伏生即求其《书》，以教于齐鲁之间，不待孝文时始然，生未耄也。今文二十八篇亦从屋壁得之，手授之其人，非待晁错来始背诵。卫宏说妄也。凡此等皆远胜先儒者。

又按《书大序》云：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此亦是魏晋间卫宏使女传言教错之说盛行，故撰序者采入，而不觉其于史文相背。刘歆有言：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曾口授云乎哉。

○第十五

左氏《春秋内传》引《诗》者一百五十六，引逸《诗》者十，引《书》者二十一，引逸《书》者三十三。《外传》引《诗》者二十二，引逸《诗》者一，引《书》者四，引逸《书》者十。盖三百篇见存，故《诗》之逸自少。古《书》放阙既多，而《书》之逸自倍于《诗》也。何梅氏二十五篇出，向韦、杜二氏所谓逸《书》者皆历历具在。其终为逸《书》者，仅昭十四年《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一则而已。夫《书》未经孔子所删，不知凡几。及删成百篇，未为伏生所传诵，尚六十九篇。其逸多至如此，岂左氏于数百载前，逆知后有二十五篇而所引必出于此耶。抑此二十五篇援左氏以为重，取左氏以为料，规摹左氏以为文辞，而凡所引遂莫之或遗耶。此又一大破绽也。

按左氏所引《诗》皆指及其成句者。若他篇名、章名与其人自作诗尚不在此数。何以为自作诗。隐元年“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庄公自作诗也。“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武姜自作诗也。僖五年“狐裘厖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士曌自作诗也。至昭十二年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乃子革所引，非自作例，故入于逸《诗》中。《周语》武王支之诗亦然。

又按左氏所引《书》，定四年有《伯禽》以命鲁公，有《唐诰》以命唐叔。《伯禽》、《唐诰》皆逸《书》篇名，并不见今百篇《序》中，则知古逸多矣。

○第十六

《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引《诗》者一百有二，引逸《诗》者三。引《书》者十六，引逸《书》者十八。逸少逸多之故，犹左氏也。逮梅氏《书》出而郑氏所指为逸《书》，皆全全登载，无一或遗。其露破绽亦与于左氏相等。予独怪其不特规摹文辞，抑且标举篇目。如见六引《兑命》，则撰《说命》三篇。四引《太甲》，则撰《太甲》三篇。三引《君陈》，则撰《君陈》篇。以及引《大誓》，撰《泰誓》。引《君雅》，撰《君牙》。至引《尹吉》，曰不知为何书。缘康成所受十六篇有《咸有壹德》，知此“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出其中，故注曰：吉，当为告。告，古文诰字之误也。尹告伊尹之诰也。《书序》以为《咸有壹德》，今亡，其确指如此，果尔“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既窜入《咸有一德》中，何“惟尹躬天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均为尹吉曰，而窜入《太甲》上篇中耶，不又与前所论《孟子》同一破绽耶。

按郑注，《兑命》、《君陈》皆云今亡。注《狸首诗》云：今逸。盖以《射义》曾孙侯氏八语为即狸首。故则此《咸有壹德》宜云今逸，不宜云今亡。疑亡字误。或难予，古人受书有先后，郑注《仪礼》《礼记》未见《毛诗传》，故注所引《诗》与毛异。自云后得毛《传》，乃改之。安知注《礼记》时不尚未见古文《尚书》乎。然予考之本传，殊不然。从东郡张恭祖受《礼记》、古文《尚书》等，二书之见盖在同时。及久之，游学归，遭党锢，杜门修经业，注《礼》。党禁解，注古文《尚书》《毛诗》。此又见之郑君《自序》。注虽有先后，而受书实在同时，非毛《传》比。康成号为接颜一见，终身不忘者。安得有忘其为字误，固决然尔。

又按郑注书有亡有逸。亡，则人间所无。逸，则人间虽有而非博士家所读。杜氏注统名为逸。此其微别者。

又按郑注《缁衣》《君奭》云：今博士读为“厥乱劝宁王之德”。此即伏生所传欧阳、夏侯所注《尚书》，立于学官者。东汉《毛诗》未立，《小雅》都人士首章章六句二十四字，惟毛氏有之。三家则亡。故服虔于襄十四年《左传》引“行归于周，万民所望”注云：逸《诗》。盖以非今博士所读，遂逸之。虔非不知出于《毛诗》也者。

又按古人学以年进，晚而观书益博。然于前此所注述有及追改者，亦有不复改定者。要当随文参考。如郑注《乡饮酒礼》、《关雎》、《鹊巢》、《鹿鸣》、《四牡》之等，皆取《诗序》为义。《缁衣》“彼都人士，狐裘黄黄”之诗云：毛氏有之。此即郑志所谓后得毛《传》乃改之也。注《乡饮酒礼》、《南陔》、《由庚》、《六笙》诗云：《小雅》篇也，今亡，其义未闻。《坊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云：此卫夫人定姜之诗。此又郑志所谓后乃得毛公《传》，记注已行，不复改之是也。凡此总缘欧阳公有言，庶几以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耳。

又按《东坡纪年录》：元符三年六月晦，无月，碇宿大海中，势甚危险，起坐四顾，所撰《易》、《书》、《论语》皆以自随，而世未有别本，拊之而叹曰“天未欲丧是也，吾侪必济”已而果然。予每叹古人之以著述免患难如此。癸亥秋将北上，先四、五月间净写此《疏证》第一卷成。六月携往吴门。于二十二日夜半泊武进郭外，舟忽覆，自分已无生理，惟私念曰：《疏证》虽多副本在京师，然未若此本为定，天其或不欲示后人以朴乎。吾当邀东坡例以济。越次日达岸，往告吾友陈玉絜赓明。赓明喜曰：此盛事，不可以不记，因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