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第十七

安国古文之学，其传有四：一传于都尉朝，朝传庸谭，谭传胡常，常传徐敖，敖传王璜、涂恽，恽传桑钦。王莽时立于学官。璜、恽皆贵显。恽又传贾徽，徽传子逵，逵数为肃宗言古文《尚书》，诏选高才生从逵学。由是古文遂行。一传于兒宽，一传于其家。《孔僖传》所谓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是也。一传于司马迁，迁书所载多古文说是也。东汉杜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后归京师，出以示卫宏、徐巡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康成注解，古文之说大备。康成虽云受之张恭祖，然其书《赞》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则其渊源于安国明矣。东晋元帝时，汝南梅赜奏上古文《尚书》，乃安国所传。其篇章之离合，名目之存亡，绝与两汉不合。赜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谧亦从柳得之，而载于《帝王世纪》。柳得之苏愉，愉得之郑冲，郑冲以上则无闻焉。呜呼，其果安国之旧耶。抑魏晋之间假托者耶。愚尝以梅氏晚出《书》自东晋迄今岁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屹与圣经贤传并立学官，家传人诵，莫能以易焉者，其故盖有三焉。皇甫谧，高名宿学，左思《三都》，经其片语，遂竞相赞述，况渠实得孔《书》，载于《世纪》，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书》首信于世者，皇甫谧之过也。赜虽奏上，得立于学官，然南北两朝犹递相盛衰。或孔行而郑微，或郑行而孔微，或孔郑并行。至唐初贞观，始依孔为之《疏》，而两汉专门之学顿以废绝。是使此《书》更信于世者，孔颖达之过也。天祐斯文，笃生徽国，孔子之后，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经与《序》为二，以存古制。一则曰安国伪书，再则曰安国伪书，而为之弟子者，正当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乃明背师承，仍遵旧说。是使此书终信于世者，蔡沈之过也。经此三信，虽有卓识定力不拘牵世俗趋舍之大儒，如临川吴文正公《尚书叙录》实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盖可叹也夫，可叹也夫。或问曰：子于《尚书》之学，信汉而疑晋、疑唐犹之可也。乃信史信传而疑经，其可乎哉。余曰：何经、何史、何传，亦唯其真者而已。经真而史传伪，则据经以正史传可也。史传真而经伪，犹不可据史传以正经乎。或又曰：晚出之《书》，其文辞格制诚与伏生不类，兼多脱漏，亦复可疑，然其理则粹然一出于正，无复有驳杂之讥，子何不过而存之乎。余曰：似是而非者，孔子之所恶也。弥近理而大乱真者，朱子之所恶也。余之恶夫伪古文也，亦犹孔子、朱子之志也。今有人焉，循循然无疵也，且斌斌然敦《诗》《书》也，说《礼》《乐》也，而冒吾之姓以为宗党，其不足以辱吾之族也明矣。然而有识者之恶之尤甚，于吾族之有败类，何也。吾族之有败类，犹吾之一脉也。乃若斯人，固循循然，固斌斌然，而终非吾之族类也。吾恐吾祖宗之不血食也。伪古文何以异此。善夫欧阳永叔之言曰：自孔子没，至今二千年之间，有一欧阳修者，为是说矣。愚亦谓，自东晋至今一千三百五十六年，有一阎若璩者，为是说矣。况乎若璩之前有文正朱子焉。朱子之前已有吴氏棫焉。文正之后又有归氏有光诸人焉。其可援之以为证者，不为不众矣。呜呼，先儒先正之绪言具在，其尚取而深思之哉。

按《孔子世家》，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司马迁亲与安国游，记其蚤卒，应不误。然考之《汉书》，又煞有可疑者。《兒宽传》，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案汤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传》，天汉后，孔安国献古文《书》，遭巫蛊之难，未施行。案巫蛊难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汉制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则为之师者，年又长于弟子。安国为博士时，年最少，如贾谊亦应二十余岁矣。以二十余岁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献《书》，即甫献《书》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为蚤卒乎。况孔氏子孙都无高寿者，不过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谓之蚤卒，何独于安国而夭之乎。颇不可解。又安国《大序》谓得壁中《书》，悉上送官。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采摭，以立训传。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用不复以闻。是献《书》者一时，作《传》毕而欲献者，又一时也。作《传》毕，而欲献，会国有巫蛊，则初献《书》时，未有巫蛊，何不即立于学官，而乃云以巫蛊遂不及施行邪。盖伪作此《书》者知两汉秘府有古文，而无训传。今又并出训传，不得不迁就傅会其说，以售其欺耳。

又按《史记》《汉书·儒林传》，似孔安国在当时实兼今文、古文《尚书》而通之，其为博士时，自当授弟子以今文，所谓盖禄利之路然也。至别有好古之士，如马迁、都尉朝，方从安国问古文，所谓古文颇不合时务是也。兒宽初事欧阳生治《尚书》，以文学应郡举，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以试第次补廷尉史。此非经学既明而得禄之验乎。本不当系宽于安国古文之下，但近代有《汉儒授经图》，于欧阳生今文及安国古文下俱各系以兒宽。余偶因之，未暇改正云。

又按予尝疑安国献《书》，遭巫蛊之难，计其年必高，与马迁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记》蚤卒，则《汉书》之献《书》必非安国。信《汉书》献《书》，则《史记》之安国必非蚤卒。然马迁亲从安国游者也，记其生卒，必不误者也。窃意天汉后，安国死已久，或其家子孙献之，非必其身，而苦无明证。越数载，读荀悦《汉纪》成帝纪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于安国下增一“家”字，足补《汉书》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谓作《传》毕，会国有巫蛊。出于安国口中，其伪不待辩矣。

又按郑康成《书赞》曰：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见孔颖达《疏》。“先师棘子”字颇不可解。遍检南北监本及近刻常熟毛氏本，俱然。询诸四方同人，亦无从辩析。越数载，读《水经注·淄水》引《郑志》曰：张逸问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康成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齐，人号之棘下生，无常人也。始悟是“我先师棘下生子安国”，“子”字读属安国。然不曰“孔”而曰“子”者，何也。隐十一年《公羊传》子沈子曰《注》云：沈子称子，冠氏上者，著其为师也。不冠以子者，他师也。康成自以渊源于安国，故冠“子”于安国之上。其不曰“子孔子”者，又所以别于孔子也。此正康成经学之典且精也。

又按《史记·儒林传》叙伏生今文末云：自此之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此指安国通今文，下另叙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国，颇为明白。班固于周霸三人省去孔安国，专归古文，则安国非伏生一派，而史及之为赘，甚失却迁之意。此亦论班、马异同之所当知者。

又按《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谏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传》，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古文。盖初置此官而安国即为之。何者。元狩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时乙卯凡九年，后又几年至临淮太守，遂卒。此安国生平之历宦也。向云安国为博士，年二十余。则谏大夫时，年三十外，卒于郡太守，应亦不满四十，与孔氏他子孙异。故曰蚤卒。此安国之寿命也。博士秩比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由比六百石迁比八百石，由比八百石迁二千石，此安国之禄秩也。史传易多抵捂，独此事考之无不协，亦一快云。

又按吴文正公《尚书叙录》信可为不刊之典矣。然其误亦有六。一谓孔壁真古文《书》不传，不知传至西晋永嘉时始亡失也。一谓《舜典》《汩作》《九共》等篇为张霸伪作，不知此乃孔颖达之妄说也。一谓《汉志》古经十六卷即张霸伪古文《书》，不知《汉志》乃四十六卷，非十六卷，且即真孔壁《书》，非伪《书》也。一谓梅赜《书》并《书序》一篇为五十九，不知定著仍五十八篇，《序》已各冠其篇首，不复为一篇也。一谓唐撰《正义》，自是以后，汉欧阳、大小夏侯氏所传者废不复行，不知欧阳、大小夏侯氏学自晋永嘉时已亡，不待唐也。一谓汉魏四百年间诸儒所治不过二十八篇耳，不知此外仍有治古文《尚书》者也。以文正之博考精识，其于是经可谓专且勤矣，犹不免此谬误，然则经学可易言与。

又按《尚书叙录》云，考传记所引古《书》见二十五篇内者，如郑康成、赵岐、韦昭、王肃、杜预，并指为逸《书》。则是二十五篇前此诸儒俱未见。窃以康成则必指所注《礼记》也。岐，《孟子》也。昭，《国语》也。预，左氏也。若肃所注《宋艺文志》仅《周易传》十一卷，余不传。文正曷由知其以何者为逸《书》哉。此又当为一误。读晁公武《读书志》论先儒未见古文及郑、赵、韦、杜而不及王肃，其指精矣。

又按余尝著《孔氏二冤辩》。兹以上既发明安国事，连类录于此。其略曰：世传孔氏三世出妻，子思有兄，必非适子，此二冤也。三世出妻说皆缘于《檀弓》。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伯鱼之母死，则孔子出妻也。子上之母死而不丧，则子思出妻也。子思之母死于卫赴于子思，则伯鱼妻嫁，亦为出也。今姑就伯鱼之妻辨。伯鱼年五十，先孔子死，此人所知者。妻少十岁，当亦四十，容貌改前矣。况历三年丧，又四十有二、三，距孔子梦奠两楹之夕仅隔岁尔。纵未殁，亦垂白在堂，何忍舍之而去，且远嫁卫国。虽鲁委巷之妇，未至是。而谓孔门之冢妇名贤之因母为之耶。害礼诲淫，污蔑实甚，此事既冤。则孔子之妻与子思之妻之被出也，抑又可知矣。子思有兄，必非适子说，亦缘于《檀弓》，而成于郑小同所撰《郑志》。《志》久失传，散见此条《礼记》疏中。予考《孔子世家》，自伯鱼至子慎凡七世，悉单传，无有兄若弟者。岂惟《史记》，《世本》亦然。岂惟《世本》，《汉书·孔光传》依孔氏谱谍，次其世系，亦只七世一子。则子思之无兄决矣。子思有兄生，于子思有嫂。子思有嫂生，于《檀弓》误解子思之哭嫂也。为位，妇人倡踊。康成以子思即孔伋。皇氏以为原宪，字子思，皇氏说是。盖《仲尼弟子列传》，原宪，字子思。子思问耻，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又弟子燕伋思，《家语》作子思。当时固有三子思矣。奈何必取我乃无兄之子思，坐以哭嫂哉。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后也，四方于子乎观礼，礼父卒，子为父后，上继至尊，不敢私为嫁母服。所以柳若恐子思失礼，戒以慎诸。是子思既后伯鱼，直后孔子，为孔氏之大宗矣。尚得谓之非适乎哉。今亦姑就康成解以辨：疏云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孙，以兄先死，故有嫂也。《郑志》云：或者兄若早死，无继，故称数世皆一子。果若所云，则孔氏之宗子不在子思，在其兄，兄死，岂容无继。且已有室而死，死不为殇。当时子思虽有一子白，亦当自绝，以后其兄。或曰：奈适子不得后大宗何。予曰：此出《礼经》，经也，愚所据乃汉石渠议，权也。而即经也，大宗不可绝嫡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矣。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圣人复起，不废斯议。盖当时孔子之兄子孔忠，纵有数孙，亦不得取以后大宗。何者。大宗者，宗孔子，非宗叔梁纥，须取孔子血脉相传者。子思，一庶孙耳，岂容自私其子。今观《檀弓》，白仍为伋之子，伋令其不丧出母，是无出继其兄之事也。何以无出继。子思原未尝有兄也。谓有兄者，冤也。余因之又思，兄先死，故有嫂。嫂又死，子思妇为服小功。固与孔氏从一而终者矣。何前乎此孔氏之妇，后乎此孔氏之妇，俱有惭色乎。噫，亦太异矣。善乎，元行冲《释疑》有云：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其亦世之信《檀弓》而不知辨者之谓夫。又按《汉书·艺文志》，石渠议奏凡四家。《隋书·经籍志》俱散亡，仅有《石渠礼论》四卷，戴圣撰上。《通典》所载《汉石渠议》似即圣撰者。其全文曰：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己有一嫡子，当绝父祀，以后大宗。戴圣亦云：大宗不可绝，嫡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矣。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闻人通汉云：大宗有绝，子不绝其父。皇帝制曰：圣议是也。余欲以此条窜入适子不得后大宗《疏》中，亦犹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疏》引《郑志》，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天子诸侯之丧皆斩之文。贾公彦谓《注》与此《志》相兼，乃具是也。盖《丧服传》论宗法之常，石渠议则宗法之变。常变相济而后不穷，故曰人道莫大于继绝。又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疏》云：同宗乃同承别子之后，一宗之内，非别宗同姓者。则余上论后孔子，宁取子思之适子，不取孔忠之庶孙，非无征矣。昔朱子当孝宗丧，上《君臣服议》，时门人有疑者，朱子未有以折。后久之，读《仪礼疏》备载《郑志》诸侯父有废疾云云，方见父在而承国于祖之服，得明白证验。因叹《礼经》之文诚有阙略，不无待于后人，向使无郑康成，则此事终未有断，决不可直谓古经定制一字，不可增损。善哉言也。愚于汉石渠议亦云。

○第十八

古文《尚书》虽甚显于东汉，然未立学官。当时诸儒苟非从师讲授，则亦莫之见也。如赵岐《传》称其少明经，《注》称其尝读《周官》，不言其受古文《尚书》，则亦不知古文为何《书》也。《孟子》，帝使其子九男二女。岐《注》曰：《尧典》，釐二女，不见九男。《孟子》时，《尚书》凡百二十篇，逸《书》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诸所言舜事，皆《尧典》及逸《书》所载，则可证其未尝见古文《舜典》矣。盖古文《舜典》别自有一篇，与今安国《书》析《尧典》而为二者不同。故《孟子》引“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为《尧典》，不为《舜典》。《史记》载慎徽五典至四罪而天下咸服于《尧本纪》不于《舜本纪》。孟子时《典》《谟》完具，篇次未乱，固的然可信。马迁亦亲从安国问古文，其言亦未为缪也。余尝妄意“舜往于田祗载见瞽瞍”与“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等语，安知非《舜典》之文乎。又“父母使舜完廪”一段文辞古崛，不类《孟子》本文。《史记·舜本纪》亦载其事，而多所增窜，不及原文远甚。亦信文辞格制，各有时代，不可强同。《孟子》此一段，其为《舜典》之文无疑。然要可为心知其意者道耳。

或问“廪焚廪井”，程子谓其未必有是事。金仁山谓瞽、象之欲杀舜，在其初年之间，而尧之举舜，则在其克谐之后，《史记》反覆重出而莫之辨。孟子当时亦不与万章辨，其失者，盖孟子不在于辨世俗传讹之迹，而在于发明圣人处变之心。苟得其心，则其事迹之有无俱不必辩也。子何复有取于是说与。余曰：朱子著《孟子或问》，载林氏语，颇异《集注》。林氏引司马、苏氏、程子而历折之，不具述。只以帝使其子九男节，有为不顺于父母语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节，有不得乎亲语。方尧之试舜，舜尚在畎亩之中，故曰后举而加诸上位。然后如《书》所云，慎徽五典，为司徒之官，纳于百揆，为宰相之任也。则舜当为都君，时尚未离畎亩。正号泣怨慕，岂能即得其亲之心者，盖久之。久之而后，瞽瞍厎，故曰“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尧之欲妻舜，舜不告而娶，以为告则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于文也。尧亦知告焉，则不得妻是君并不能得之于臣也。其顽至此。则既娶之后，犹复欲杀之而分其室。《史记》之言，固未为无据也。不格奸者，林氏谓但能使之不陷于刑戮。唐孔氏谓此三人性实下愚，动罹文网，非舜养之，久被刑戮。舜以权谋，自免厄难。使瞽无杀子之愆，象无害兄之罪，不至于奸恶，于此益验。余亦谓，不格奸与“允若”二字，自有浅深之不同。不格奸者，在舜为庶人之时。亦“允若”者，在舜为天子往朝瞽瞍之日。《史记》所载舜格亲次第，正自不诬。不然人诬瞽瞍以朝舜，孟子则辨其必无诬。舜以放象，孟子则辨其未尝有。凡于世俗传讹之迹，未有不辨而明之，以晓天下后世者。岂有知其不然，而故设言其理，上以诬圣贤，下以惑天下后世哉。林氏之见，卓且绝矣。

按郑康成注《书》，后无复有言古文者。惟王肃注《书序》，于《汩作》《九共》九篇，不曰已亡，而曰古逸，似肃曾见古文，但未有注释耳。或肃因马融、郑康成之所逸者，亦从而逸之，不必见古文，亦未可知。独孔颖达谓肃始窃见梅氏之《书》，其注《尚书》多是。孔《传》疑肃见古文，匿之而不言。《经典释文》云王肃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或肃私见孔《传》而秘之乎。则大可笑也。王肃，魏人，孔《传》出于魏晋之间，后于王肃，《传》《注》相同者，乃孔窃王，非王窃孔也。只以一事明之。“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中月而禫”，郑康成以“中月”为“间月”，则二十七月而后即吉。王肃以“中月”为“月中”，则二十六月即可即吉。王肃以前未闻有是说也。今孔《传》于《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释曰：汤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阕。非用王肃之说而何。凡此《书》出于魏晋间所假托者，皆历有明验，而世犹遵用之，而不悟惑之不可解，至矣。

又按余因此思伪作《太甲》者云“唯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非以是月为正朔，乃以是月为服阕而即吉也。服果阕于是月，则太甲之元必改于汤崩之年丁未。一年二君，失终始之义。此岂三代所宜有乎。若逾年改元，又不应至此月而后服阕。反覆推究，无一可者。盖伪作此《书》者不能备知三代典礼，既以崩年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后儒短丧之制上视古人，盖至是而其伪愈不可掩矣。

又按《旧唐书·经籍志》，古文《尚书》十卷，王肃注。《新唐书·艺文志》，郑康成注，古文《尚书》九卷。然则《汩作》《九共》等篇至唐世犹传乎。余曰：否。孔《疏》云：贾逵、马、郑所注《尚书》皆题曰古文，而篇数与伏生所传正同，但经字多异。如《尧典》“宅嵎夷，为宅嵎”，跂昧谷为柳谷之类是也。愚意此王肃、康成注，亦即三家所同。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写之者，故谓之古文《尚书》。亦犹唐有今文《尚书》十三卷，孔安国《传》。夫既孔安国《传》何以谓之今文。盖唐明皇不喜古文，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而孔《书》亦复因之而一变矣。尝思《书》藏屋壁之中，纯是科斗古文，及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始易以隶书，然犹古隶并存。孔颖达所谓存古为可慕，以隶为可识。故《大序》云隶古定是也。至天宝三载，始诏改定。凡不合于开元文字者，则谓之“野书”。不特古文废绝，即两汉来所传之隶书亦多浸失。由是字既舛讹，书复简陋，久假不归，积习成俗。此又论古今经学者之所掩卷而三叹也。

又按宋玉《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此则纯用《象》语，不似《五子之歌》杂以叙事辞。益验万章所引为古《书》，为事之所有而无疑。

又按《隋书·经籍志》已有今字《尚书》十四卷，孔安国传。不始自唐。唐又改从其开元文字，所谓写以今字，藏其旧本者。是下传到今。

○第十九

汉传《论语》有三家：一鲁论，一齐论，一古论。古论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马融、郑康成注皆本之。《艺文志》所云二十一篇，有两子张是也。魏何晏集解《论语》中有“孔子曰”者，即安国之辞。余尝取孔注《论语》与孔传《尚书》相对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变夏礼，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谓天帝也”《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四句，孔曰“无以万方，万方不与也。万方有罪，我身之过”“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二句，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所重民食丧祭”一句，孔曰“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与今安国传《汤诰》《泰誓》《武成》语绝不类。安国亲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汤浩》《泰誓》《武成》，岂有注《论语》时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书》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则曰“此《易·恒卦》之辞”“南容三复白圭”，孔则曰“《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论语》所引《易》《诗》之文，无不明其来历，何独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将安国竟未见古文乎。据古文则“予小子履”等语，正《汤诰》之文也。作《论语》者，亦引《汤诰》，而孔不曰“此出《汤诰》”，或曰“与《汤诰》小异”。而乃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何其自为乖剌至于如是其极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汤诰》之文，盖断断也。又从来训故家于两书之辞相同者，皆各为诠释。虽小有同异，不至悬绝。今安国于《论语》“周亲仁人”之文则引管蔡、微箕以释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书》“周亲仁人”之文则释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悬绝如是。是岂一人之手笔乎。且安国纵善忘，注《论语》时，至此独不忆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语势皆盛称周之才而无贬辞乎。安国于裨谌、子产、臧武、仲齐、桓公凡事涉《左传》者，无不籞缕陈之于《注》，何独至古文《泰誓》而若为不识其书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当时安国壁中之所得，又断断也。

或问：《墨子》引《汤誓》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国语》内史过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则《论语》“予小子履”一段，其为古《汤誓》之辞无疑矣。然今文《汤誓》实无斯语，此何以解焉。余曰：伐桀，大事。汤之誓告必不一而足。如武王有《泰誓》三篇，又有《牧誓》一篇，皆所以重言以申明者。“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此为告民伐桀之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此为告天伐桀之辞，各不相蒙。虽《小序》无《汤誓》二篇之说，然此一篇安知不更在百篇之外乎。即以尧曰“咨尔舜”一段为尧命舜而禅以帝位之辞，今文《尧典》并无斯语，岂可以《尧典》所无而遂疑《论语》为非帝尧之言乎。观于此，亦可以知《论语》之为《汤誓》矣。然则子何以知其必出于《汤誓》而不出于《汤诰》邪。余曰：墨子生孔子之后，《书》未焚也。内史过又生孔子之前，《书》尚未删也。而所引之《书》辞同于《论语》者，皆以为《汤誓》。此所以信其必出于《汤誓》也。班固当东汉初校理秘典，得见古文《尚书》，而所著《白虎通》两引“予小子履”，皆以为伐桀告天之辞，而不以为《汤诰》。此所以信其必不出于《汤诰》也。且尤可笑者，《国语》“单襄公决陈必亡”一篇有引“先王之令曰”“天道赏善而罚淫。故凡我造国，无从非彝，无即惂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今陈侯不念”云云，“是又犯先王之令也”解曰：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夫单襄公，周臣也。以周臣而对周天子而述周令，其为凿然，可信无疑。而伪作古文者，乃窜入《汤诰》中，径以为商先王之令。将单襄公为眯目梦语之人乎。只此之不足信，亦可类推矣。然则，伪《汤诰》既不足信矣，而真古文《汤诰》亦可得而闻乎。余曰：司马迁亲从安国问古文，故撰《殷本纪》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于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于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毋我怨”下有“以令诸侯”四字，详其语意，殆为论功定罪、诰戒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盖作《誓》者一时，作《诰》者又一时也。马迁时张霸之徒伪古文未出，而所见必孔氏壁中物，其为真古文《汤诰》似可无疑。余故备录之，以俟博雅君子云。

按《墨子·兼爱篇》引“予小子履”一段凡十三句，为“汤说”，未云《汤誓》。恐孔安国因上文有《泰誓》《禹誓》之名，亦从而《誓》之，不必确然。内史过远在墨子之前，业已称为《汤誓》矣。解曰：《汤誓》，伐桀之誓也。意安国注《论语》时，亦以《国语》为据。后四句既为《汤誓》，则前三句亦为《汤誓》可知。故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非因上文而概称之也。原《墨子》之意，不称为《汤誓》而易为“汤说”者，盖亦有故。《论语》所引是自“予小子履”起，至“罪在朕躬”止，凡十句。玩其辞语，孰不以为告天伐桀之誓者乎。唯《墨子》所引于“告于后帝”下增多“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三句，不得不以为祷祠之说矣。不知此三句实衍文也。何以明之。汤之大旱，为桀之余，烈在革夏命改正朔后。今方用玄牡，未变夏服色，岂桑林自祷之时乎。且《墨子》引《书》多好自增窜。如《甘誓》易为《禹誓》，又增多有曰“日中今予与有扈氏争一日之命”四句，岂非具衍文邪。古人读书精审。安国注《论语》即以《论语》所引为正文，而《墨子》所增多者，自不足信。又以《国语》所引为正名，而《墨子》所改窜者，自不足信。此虽引《墨子》而不纯从乎《墨子》者。盖以经传为之据也。噫，信可谓读书精审者矣。

又按汤之伐桀以七八月往，所谓“舍我穑事，而割正夏”者。至次年三月复归于亳。其往反凡八、九月。武王伐纣以殷十一月戊子师初发，后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癸巳武王始发。是岁闰二月，至四月中复归于丰。其往反虽名为六月，实则五月。盖武王一战而纣灭。汤与桀战于鸣条而胜，桀东入山，出太行，东南涉河，汤缓追之不迫，遂奔南巢，未免劳师远逐。此归之所以有迟速不同也。南轩《纲目前编》于成汤十八年乙未书，王誓师伐夏。又书，王至东郊。夫汤以秋往，以春归，一年之间，岂有先秋而后春者乎。当分作两年书之方是。郑晓古言，谓商伐夏秋收时，周伐商春耕时。不知非春耕时也。周之春，今之冬也。读伶州鸠之言而知之矣。

又按余尝以《汤誓》或有二篇，颇足骇人听闻。及复阅《墨子》，见其《尚贤》中篇有引《汤誓》曰“聿求元圣，与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其语不见于今文《汤誓》中。岂非别有一《汤誓》之明验乎。《孟子》引《汤誓》曰“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为今文《汤誓》，故赵岐知之，《注》曰“《汤誓》，《尚书》篇名也”《国语》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为别一《汤誓》，故韦昭不知之，解曰“《汤誓》，商书，伐桀之誓也。今《汤誓》无此言，则已散亡矣”不知非散亡也。今文《汤誓》一百四十四字，首尾完好，文义连属，绝无讹阙可疑，安得有“予小子履”一段及“聿求元圣”等语为其所遗落乎。此必别自为一篇，似可无疑。古人书籍繁富，当秦未燔书之前，必不如今所见之寥寥者。即如《墨子》又引禹之《总德》之言曰“允不著唯天，民不而葆，既防凶心，天加之咎。不慎厥德，天命焉葆”今百篇《书序》并《总德》之名无之，岂可以《书序》所无而遂疑为墨子所伪撰哉。

又按梅氏鷟亦谓何晏集解《论语》与郑冲同上。冲号为授古文者，其古文必熟习。于《书》云“孝乎惟孝”不应引“包曰”截为句，而当据《君陈》以正之。于“予小子履”不应依《墨子》为《汤誓》，而当曰此在《汤诰》篇，今不然者。知冲未授古文也。授古文者，诬冲之辞也。借冲之声力以重其书也。冲不可以被诬，其不可以不辨，论亦愈出愈奇，故采入焉。

又按梅氏之论如此。余复考之。《正义》引《晋书》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字休预。以授《书》在其暮年，与上《论语》时不同。上《论语》为魏光禄大夫，在正始中，魏尚盛。此《书》出于魏晋之间，安得预见之，而载之《集解》。未可以是为冲诬，然则此《书》实始授自冲云。

○第二十

传《孝经》者有二：一今文十八章，汉兴，长孙氏四家张禹传之。一古文二十二章，出自孔氏壁中，安国传之。《艺文志》曰，今文皆同，唯古文字读多异。桓谭《新论》曰：古《孝经》千八百七十二字，今异者四百余字。孔氏本亡于梁，而复出于隋。当时儒者固以騕传为刘炫作。校之今文，仅多《闺门》一章，分《庶人》章为二，《曾子敢问》章为三，以合二十二章之数而已，无所为异也。宋儒司马光从而尊信。朱子为之刊误，亦未能尽去古文。独草庐吴氏其论始定曰：以桓谭《新论》所言考证，古文皆不合。参诸邢氏《疏》说，则其伪也决矣。愚谓桓谭《新论》足以证今古文《孝经》之伪，岂不足以证古古文《尚书》之真哉。《新论》又曰：古文《尚书》旧有四十五〔五当作六〕卷，为十〔十上脱五〕八篇。古佚《礼记》有五十六卷，古《论语》有二十一卷。盖嘉论之林薮，文义之渊海。所云卷数、篇数、章数皆与《汉志》合。其小有不合，则传写之讹。如《汉志》“与”讹为“学”，“十七”讹为“七十”之类。世有刘敞，自能正之。予尤爱桓谭作。于建武以前，《武成》篇尚存，故不曰五十七，曰五十八。亦足见事之真者，无往而不得其贯通。事之赝者，无往而不多所抵捂也。

按隋代所出古文《孝经》亦从刘向之说来，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为二也，《曾子敢问》章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但其多《闺门》一章，文句凡鄙，不类圣言，且与今文增减异同，率不过一、二字，无所为四百余者。故草庐氏以证其伪。《汉志》注引《新论》或作七十一字。捡《太平御览》邢昺《孝经疏》并是二字。余谓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焉。

又按朱子谓《孝经》独篇首六、七章为本经，其后乃传文。意齐、鲁间儒纂取左氏诸书以为之者。或问：安知非左氏诸书取《孝经》耶。朱子曰：不然。《三才章》自章首以至“因地之义”，为子太叔述子产及赵简子赞之之言。以顺则逆民无则焉一段为季文子之言。君子则不然以下又杂以北宫文子言。在《左传》中自有首尾，载入《孝经》都不接续，又无意思。则知此袭彼，非彼取此可无疑也。愚谓朱子此等识见，高明迥出千古。若取以读古文《尚书》，亦当思过半矣。

○第二十一

汉兴，高堂生传《礼》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谓之《逸礼》。平帝时，王莽立之，旋废，犹相传至东汉，然无师说。不比古文《尚书》之多训释者。郑康成注三《礼》曾引用之。《周礼注》有《天子巡守礼》《中霤礼》《烝尝礼》《军礼》。《仪礼注》有《朝贡礼》《禘于太庙礼》。《礼记注》有《中霤礼》《王居明堂礼》《别有奔丧礼》。皆逸篇之文。愚尝叹息，谓《礼》与《尚书》同一古文，同一为郑氏学，同一见引于经注中。而在《礼》者，虽篇目仅存，单辞断语，奕代犹知宝之，欲辑为经。而在《尚书》者，虽卷篇次第确有源委，甚至明指某句出某篇，如“载孚在亳，征是三朡，厥篚玄黄，昭我周王”皆以为是伪《书》。则以《礼》未为诸儒所乱，而《书》则为晚出之孔《传》所屈厌也。岂不重为此经之不幸哉。

按《艺文志》，“《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刘氏曰：孔氏即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当作“与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其说是矣。而孔颖达《礼记疏》载康成云：《汉志》始于鲁淹中得古《礼》五十七篇，其十七篇与今《仪礼》同。其余四十篇藏在秘府，谓之《逸礼》。又《六艺论》亦以孔壁得古文《礼》五十七篇，皆与今《汉志》数不合。未知何说，附此以广异闻。

又按《天子巡守礼》云：制币丈八尺，纯四咫。《中霤礼》云：以功布为道，布属于几。《烝尝礼》云：射豕者。《军礼》云：无干车，无自后射。《朝贡礼》云：纯四咫，制丈八尺。《霤于太庙礼》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则己亥、辛亥亦用之。无则苟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礼》云：凡祭五祀于庙，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设席于奥祀户之礼。南面设主，于户内之西乃制脾及肾为俎，奠于主。北又设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肾再。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迎尸略于祭宗庙之仪。《王居明堂礼》云：出十五里迎岁。又云：带以亏韣，礼之礻某，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气。又《中霤礼》云：祀灶之礼，先席于门之奥。东面设主于灶陉。乃制肺及心、肝为俎，奠于主。西又设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二，亦既祭，彻之。更陈鼎、俎，设馔于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毋宿于国。又《中霤礼》云：祀中霤之礼，设主于牖下，乃制心及肺、肝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户之礼。又云：祀门之礼，北面设主于门左枢。乃制肝及肺、心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其他皆如祭灶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仲秋九门磔，攘以发陈气，御止疾疫。又云：仲秋农隙，民毕入于室。曰：时杀将至，毋罹其灾。又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农也。又《中霤礼》云：祀行之礼，北面设主于飖上。乃制肾及脾为俎，奠于主。南又设盛于俎，东祭肉，肾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门之礼。又《王居明堂礼》云：孟冬之月，命农毕积聚系收牛马。又云：季冬命国为酒，以合三族，君子说，小人乐。又云：仲秋乃命国醵。《逸奔丧礼》云：不及殡日于又哭，犹括发即位，不袒告事。毕者五哭而不复哭也。又云：哭父族与母党于庙，妻之党于寝，朋友于寝门外，壹哭而已。不踊。又云：凡拜吉丧皆尚左手。又云：无服袒免，为位者，唯嫂与叔。凡为其男子服，其妇人降而无服者，麻。凡二十五条，为篇名者八。吴草庐逸经八篇仅及其三。王伯厚博矣，却误以《大戴记·朝事仪》为逸经，亦遗却《禘于太庙》《逸奔丧》及《军礼》。伯厚谓如断圭碎璧，犹可宝。草庐谓虽片言只字，亦收拾而不敢遗。乃我爱其《礼》之意。余独惜其读郑《注》未到尔。

又按礼仪三百，朱子从《汉书》臣瓒《注》指为《仪礼》。良是。此即礼器经礼三百也。汉人称《仪礼》为《礼经》，以别于七十子后学者所录之《记》。当周公时号文盛，篇凡三百。《汉志》云：自孔子时而不具。康成云：周后世衰，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孔子时，在者已重复，杂乱又恶能存其亡者乎。说亦相表里。以臆度之，当或百篇。何则。以《尚书》百篇藏壁中，出时才五十八篇。则《礼经》出时五十六篇，推其藏，当亦不减百篇。盖古书竹简未有久置于屋壁不错乱摩灭者。又其篇首标出《士冠礼》《昏礼》之类，所以奔丧投壶。康成亲见其在《逸礼》内者，亦标首曰《奔丧之礼》《投壶之礼》。则三百篇居然可知，亦犹《周官经》五篇，皆以“惟王建国”发端耳。

又按《仪礼》云者，古行礼者之仪注也。朱子欲分为章段。俾其数可知，可知而后可陈记。临文不讳，何胤曰：临文，谓礼执文行事，时可见古人行礼皆执本于前，按而行之，以防有遗忘及疏忽之处。《周官》大史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诸侯。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贾《疏》曰：书即上文礼书，若今《仪注》。诏之使不错误，即其事也。在周公仅为《仪注》，孔子则尊为经。在当时虽祝史有司之属皆所通晓所能行。而昌黎且以奇辞奥旨，苦其难读。古今不同如此。余尝谓《仪礼》直《隋志》中之《仪注篇》：《周礼》直《隋志》中之《职官篇》耳。或问：三百固属篇名，三千亦将为篇名乎。余曰：此则指微文小节，非篇名。然亦有在《仪礼》内者，如《冠礼》之始加、再加、三加之类。有不在《仪礼》内，则若今《曲礼》《少仪》《内则》《玉藻》。弟子职篇所记。计当时亦必有成书，而不复得见矣。

又按《禘于大庙礼》，王肃《圣证论》引用。有昭尸、穆尸，有孝子、孝孙，有皆升合于其祖之文。《王居明堂礼》，蔡邕《明堂月令论》引用，云：别阴阳门，东南称门，西北称闱。虽非当日本辞，亦所谓断圭碎璧者。

○第二十二

《诗》有四家：鲁、齐、韩、毛。三家皆立于学官，而《毛诗》颇晚出且微。自苌以下，四传皆一人。王莽立之，旋废。及中兴后，始大显。讲受训故日以加备，殆与古文《尚书》等。史称安国为申公弟子，则所受盖《鲁诗》也。今《尚书传》如“以悦使民，民忘其劳”。“在心为志，宝贤任能”皆《诗序》之文。《尧典》“昊天，言元气广大”，《大禹谟》“仁覆愍下，谓之旻天”，《益稷》“刊槎其木赓续也”，《禹贡》“九州之泽已陂障”，《伊训》“汤有功，烈之祖故称焉”，《泰誓》上中二篇“泽障曰陂，冢，土社也，周至也”，《牧誓》“肆，陈也”，《文侯之命》“彤弓，以讲德习射”，皆《毛传》之文。尝考西京诸儒非无兼通五经者，而独于一经之内分门颛家，莫肯他从。如刘向受《谷梁》，子歆以左氏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谷梁》义。歆欲建左氏等于学官，与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盖惟恐歆破之，其墨守如此。故当时董仲舒治《公羊》，其《对策》云《春秋》大一统，即《公羊》说也。梅福治《谷梁》，其上书云：《春秋》宋杀其大夫。即又引《谷梁》说也。以至《关雎》之诗，一谓佩玉晏鸣，叹康王之后者，杜钦说也，闻者可知其为鲁。谓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者，匡衡说也，闻者可知其为齐。《商颂》不谓作于商，而谓美襄公之世，司马迁说也，闻者可知其为韩。《鲁颂》不谓作于史克，而谓公子奚斯作，扬雄说也，闻者可亦知其韩。其各有流派，号为家法如此。今安国舍鲁而从毛，其不循家法者耶。抑魏晋间《鲁诗》已浸微，而《毛诗》方大显于世，遂不觉出此耶。叶梦得谓汉代文章无引《诗序》，惟黄初四年有“恭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后于汉卫宏《诗序》至是始行。此亦一切证云。

按《毛诗》东汉未立。范书《儒林传序》自相矛盾。前云光武立五经博士凡十四。《易》，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毛。《礼》，大小戴。《春秋》，严、颜。细数之却十五。疑有衍文。后云：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不立学官，则所衍者，盖《毛诗》参以《百官志》，博士果十四人。《诗》三，鲁、齐、韩氏。应劭《汉官仪》并同。益决为衍文。以知《孔僖传》云：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毛亦衍文。何则。安国未闻受《毛诗》，疑《鲁诗》之讹。不然，孔僖以上有别受《毛诗》，因传安国古文《尚书》，遂连类及之，亦古人文字之常。

又按叟者，蜀夷别名。后汉中始见。故邛都夷传苏祈叟二百余人。《董卓传》，吕布军有叟兵。《刘焉传》，遣叟兵五千。《刘璋传》，送叟兵三百人。《李恢传》赋出叟濮。《张嶷传》，叟夷数反。武侯《出师表》，賨叟青羌。偏捡《史》《汉·西南夷传》并无叟字。盖出于明章以后。今安国《传》于《牧誓》“康蜀羌髳”下曰：西蜀叟也。岂果武帝时有此称乎。《禹贡》河入海在碣石，武帝元光三年己酉始更注渤海，计相去五百余里。史迁多疏略，每以后代地名叙前代事。故于九河之入海也亦然。盖其书下讫麟止为太始二年，上距河徙时将四十年，不比安国为博士于元朔，仅隔六、七年。安国盖所见者也。史迁则所闻者也。所见不容有误。今传《禹贡》曰：同为一大河，入于渤海，得毋反承袭《史记》之误乎。上世及三代衰皆戎夏错居。秦始皇兵威天下，始攘走于外。当时中国无复四夷。见江统《徙戎论》。盖西晋时先识远量者，特阐明其事。两汉人未之及。仅班书《西域传序》一及，未详。今安国《传》，淮夷徐戎也却同，得毋魏晋间有是议论乎。凡此《传》之为魏晋人所假托，皆历有明征，又不独前所论三年丧用王肃说，及此用《毛传》文而已也。

又按所谓《诗序》之文、《毛传》之文，皆本孔氏《疏》。虽“说以先民，民忘其劳”《易·兑卦彖传》有其文，亦不削去者，特仍其旧尔。

又按《鲁诗》亡于西晋，近代复出。申公培《诗说》，己未在京师，一征君著《诗论》，多所采获。予为证明之曰：班书《杜钦传》，《关雎》为叹康王之后。臣瓒曰：此《鲁诗》。《谷永传》，阎妻骄扇，《注》以为《鲁诗》，言厉王无道，内宠炽盛也。《礼坊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郑康成注记时尚未得《毛传》，故用《鲁诗》曰：此卫夫人定姜之诗也。刘向《列女传》正同。盖向家世《鲁诗》，故今诗说《关雎》，仍属太姒，《燕燕》仍庄姜，《十月之交》仍幽王，皆与《毛诗》合。分明是后人袭用《毛诗》，脱误如此，不待细攻。又一征君自夸家有《世本》，未携至京师。予曰：《世本》朱子时已失传。据班《志》凡十五篇，见《周礼》《礼记》注疏者有《作篇》，《左传》疏者有《氏姓篇》，《史记》注者有《居篇》。君家本如是否。曰：否。然则其伪又不待辨。扬子《法言》有言，夫欲售伪者，必假真。真之不假，伪将安售。吾知其立败尔矣。

又按郑氏笺《毛诗》“东门之池”《序》引孔安国云：停水曰池。不知何从得此训。安国生平止传《论语》《孝经》二书，无池字意。是别有训说，流东汉，郑得之，载于此。古文《泰誓》上有“陂池”。作《传》者于“陂”字既用《毛传》“泽障曰陂”，又于“池”字用郑笺“停水曰池”若以自实其语，且反见康成之笺原本于此。心诚苦，学诚博矣。殊胜撰《世本》《鲁诗》说者手段。

○第二十三

古文传自孔氏后，唯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唯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书》“宅嵎夷”，郑曰“宅嵎，跂昧谷”郑曰“柳谷”“心腹贤肠”，郑曰“忧肾阳”“劓刵劅剠”，郑曰“膑宫劓割头庶剠”，其与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于古文，宜同于今文矣。而石经久失传，然残碑遗字犹颇收于宋洪适《隶释》中。《盘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范》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无逸》百三字，《君奭》十一字，《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顾命》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洪氏以今孔《书》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碑又云高宗之飨国百年，亦与五十有九年异。其与今文不同，又有如此者。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晋间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呜呼，悠悠千年，学者如林，乃复曾无一人焉为之考辨及此。京山郝氏尝发愤叹息，谓千载少读书人。诚怪其言之太过，由今思之，抑岂可尽非也乎。

或谓余：古人经传或是口授，或是笔录。师既不同，字读亦异，其小小异同，诚有不能免者。安在遂据以为说邪。余曰：不然，石经《论语》残碑载洪氏《隶释》中者，九百七十一字。洪氏以今板本校之，不至甚异。视《尚书》迥别。安在不足以为说耶。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刘陶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班、范各著其说于史，以为今古文之别，岂无故哉。

按“宅嵎夷”四条见孔《疏》云：出夏侯等书。是今文也。而以孔《书》当之者，以与孔《书》合，但微异軿剠为“黥”，然音义亦不相远云。

又按洪氏总计《尚书》《论语》字数颇误。当云《尚书》五百五十五字。《论语》九百七十三字。又《无逸》篇百二字，“二”误为“三”。

又按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曰：《史记》文与古文《尚书》同者，则取孔传注之。与伏生《书》同者，则用马、郑、王肃三家。愚谓三家皆注真古文《书》，不特与今文不同，抑与今孔《书》互异。安得取三家以当伏生乎。守节唐代人，已不能致辨于此矣。

又按杨升庵有《石经考说》，多错。余为刊正之曰：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书六经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此所谓一字石经也。魏邵陵厉公正始中，邯郸淳书石经亦立于太学，此所谓三字石经也。晋裴甗为祭酒，奏修国学刻石写经，是为晋石经。后魏孝明帝神龟元年，祭酒崔光请补汉所立三字石经之残缺，此魏立也，非汉。唐文宗开成二年，国子监九经石壁成。从宰相领祭酒郑谭之请也。今尚在孟蜀。广政十四年，镌《周易》。至宋仁宗皇祐元年，《公羊传》工毕。是为石室十三经。仁宗庆历初命刻篆、隶二体石经，后仅《孝经》《尚书》《论语》毕工。是为嘉祐石经。高宗绍兴间亲书《易》《书》《诗》《左氏传》《论语》《孟子》及《礼记》五篇刊石。孝宗淳熙四年诏建阁以覆之，是为绍兴御书石经。盖古来凡七刻矣。为附其说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