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乡村治理四重困境

暴露的问题不容忽视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乡村社会转型日益加快，转型中面临的困境也日益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与变迁。通过分析对湘中、湘北、湘南、湘东、湘西5个县（市）40个乡村进行实地调研的数据发现，我国乡村社会的变迁总体呈现良性特征，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仍不容忽视。

调研表明，5个县（市）消失的自然村在50个以上；行政村户数减少23%，人口减少33%；留在乡村务农的人口中，年龄处于30—49岁阶段的为10.1%，年龄处于50—59岁阶段的为42.5%，年龄处于60岁以上阶段的为47.4%。湘北某县的一个乡镇，2012年时还有34个行政村、9个自然村、9000户3.5万人，现在自然村已经全部消失，户数和人口已经锐减到6000户2.5万人左右。其实，乡村的快速衰落与凋敝只是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其背后真实的困境则是以治理、伦理和信仰问题为标志的基础性社会问题，这些突出体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一些地方乡村主体结构的“空壳化”。城镇化开疆拓土，村庄不断消失，乡村人口不断流动入城或流失，乡村传统的“守望相助”更多地转变为一种“无人在场”的“陌生人社会”。二是一些地方价值伦理的“空心化”。市场原则日益成为生活的基本支配原则，利益至上的观念开始渗透到乡村生活的各个领域，村民的生产、休息、娱乐、交往，都带有明显功利的色彩，乡村的道德体系与价值观念呈现一种“生活即利益”的特征。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乡民间的义务帮工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在的平均150元一天的工时计费。三是一些地方乡土文化的“断裂化”。作为“乡愁”的乡土文明传承日渐中断，村庄自主解决纠纷的能力明显弱化，以致富为导向的经济因素成为村庄社会分层的根本标准，村民的自然信仰和祖先信仰逐步丧失了赋予村民以人生意义的功能。四是某些地方乡村治理的“灰色化”。与发达地区的“能人治村”不同，欠发达的中部地区村干部无人愿当，甚至常靠抓阄产生，一些村庄自治趋于虚化，容易导致以乡村混混、恶势力为代表的“灰社会”介入村庄纠纷。

不均衡的城乡资源配置机制，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生成的最大因素，也是乡村治理资源缺失的最大根源。市场主义的利益至上逻辑在当下中国农村社会中产生一定程度影响，传统文化在乡村社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基层组织建设尤其是农村党组织建设在一些地方滞后，可能成为农村地区发展滞后、乡村治理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

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

科学看待和认真面对乡村社会发展变化面临的困境，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充实乡村治理资源、调整城乡发展战略和守住乡土文明传统，不仅是推进乡村社会良性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1.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填补乡村治理真空。注重强化乡镇基层政权组织的治理能力，强化乡镇干部的作风建设和治理职责，进一步加强乡镇的事权和财权。打破权责壁垒，理顺条块关系，增加乡镇在部分涉农项目、公益项目、农村基础建设中的话语权、决定权、实施权，扩大乡镇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有步骤、有计划地提高乡镇的财政税收分成比例，将部分资金管理权向乡镇倾斜，将部分专项资金相应下放到乡镇管理，提高乡镇的自身统筹能力与有效治理能力。

2.充实乡村治理资源，加大乡村资源输入。着力进一步推动公共财政向农村倾斜、生产要素向农村流动、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供给、社会保障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加大乡村资源输入的力度。以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特色文化资源等城市和工业领域的稀缺资源为杠杆，推动乡村的资源要素与国内国外、省内省外、县内县外的资源要素以及城市和工业领域的资源要素进行重组，促进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现代要素与乡村传统要素进行优化配置，充实乡村治理资源。

3.调整城乡发展战略，推进城乡均衡发展。破除城乡二元体制障碍，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力戒简单地把乡村都变成城市，正视城乡区别，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在突出城乡各自功能的同时实现城乡互补。注重城乡在经济上联动，在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上趋于一致。注重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统筹规划，着眼于强化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衔接与互补，在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和财政体制、行政体制、投融资体制等方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推进城乡的协调与均衡发展。

4.守住乡土文明传统，对接现代工业文明。立足乡村文明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基础性地位，引导传统村庄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有机对接。在城镇化的进程中，要根据乡村自身的特点进行，特别要防止“大拆大建”，盲目撤村并乡，注重保护乡村所承载的环境、村民所信仰的传统、村落所保存的习俗、村庄所固有的性格，构建新的村落共同体。留住传统文化中的“乡愁”，实现村庄的良性发展，进而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