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结束前夕，斯大林为了巩固苏联在战争及谈判桌上获得的战后“红利”，四处劝说战后各国共产党放下武器参与资产阶级政府，以此使苏联避免卷入英美势力范围内的新冲突，因为这些新冲突将使苏联在谈判桌上得到的战后“红利”化为乌有。斯大林在同丘吉尔签订“百分比协议”后的第二个月，即1944年11月19日接见并建议法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多列士（1900~1964）说：
应当考虑到目前法国有着为盟国所承认的政府。在这种条件下共产党人很难拥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因为有正规军。人们可能会责问共产党人，他们为什么要有平行的武装力量。当没有临时政府时，当临时政府没有借以立身的后方时，存在这种武装还是有一定意义的。而现在，有了政府，政府又有了军队，为什么这样的武装还要存在呢？这只能成为共产党敌人的论据。这种论据可能说服中间层的法国人。因此，保留武装力量的共产党的地位是软弱的，将来也会是软弱的。要维护这种地位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把武装力量改组为另一种组织，一种政治组织，而把武器收藏起来。[47]
随着欧战日近尾声，斯大林的目光日益转向远东。斯大林的沙文主义态度日益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大压力，斯大林对法共的态度也用于观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关于这一点，1946年1月3日斯大林在与蒋经国谈话时表达了自己的设想。在蒋经国问及“照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成什么样的比例呢？”斯大林说：
在欧洲一个政党在政府中所拥有的部长职位通过与该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数相一致。英美两国政府是由取得多数的政党的党员所组成。比如：工党在英国最近的大选中取了多数，他们建立了只有工党党员组成的政府。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却要求在其他国家，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要有反对党代表。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他们耸了耸肩膀。
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现行的组成政府的制度更加民主，参加政府的还有取得少数的政党代表。如果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那么反对党就会转入地下活动。如果允许反对党参加政府，他们会奉公守法。这是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的优点。
如果（中国）举行自由选举，共产党将存在，国民党也将存在。比如，苏联与美英帝国主义者和平共处，并未同他们打仗。国共两党更加应当和平共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赛，不过国共两党都将存在。[48]
斯大林的战后“阶级合作”的看法并不仅仅针对中国，1946年5月23日，他在接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成员时说：波兰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你们这里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波兰应该建立的制度是民主制度，这是一种新型的民主制度，没有先例可循……你们的民主制度是特殊的。[49]9月，他给苏联远东部队作出指示：不要在朝鲜领土上建立苏维埃和其他苏维埃权力机关，不要在那里实行苏维埃的规则；要在所有抗日民主党派和组织的广泛联盟基础上，在朝鲜帮助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权。[50]
斯大林的“阶级合作”思想不能不对中共党内产生影响。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对这种思潮作出正面回答。毛泽东说：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彻底地站在人民立场的军队，现在还只有解放区的不很大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还很不够。可是，国民党内的反人民集团却处心积虑地要破坏和消灭解放区的军队。一九四四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个所谓“提示案”，叫共产党“限期取消”解放区军队的五分之四。一九四五年，即最近的一次谈判，又叫共产党将解放区军队全部交给它，然后它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什么时候中国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出现了，中国解放区的军队将立即交给它。但是一切国民党的军队也必须同时交给它。[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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