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曼的考虑可能更接近实际,他认为:
虽然没有苏联的帮助也可以打败日本,但是无法阻止斯大林在最后的时刻宣战并派遣军队至满洲,从而(至少)重新取得俄罗斯帝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丧失于日本的港口与铁路。[34]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即使在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和日本宣布投降后,尽管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曾准备“伙同陆、海军部改变雅尔塔协议”;麦克阿瑟在7月16日美国核试验成功后也认为“俄国的任何介入”对日作战“已无必要”,[35]杜鲁门尽管对苏联态度有所强硬,但对罗斯福与斯大林达成的雅尔塔秘密条约没有做出任何毁约的动作。
苏联和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打败日本后,转过身来就对付昔日的英法盟友,将日本曾从英法手中夺取的在亚洲的殖民利益攫为为己有。苏联按照雅尔塔秘密协定,将中国长城以北及东北亚地区转为苏联的势力范围,美国也将中国长城以南及南洋地区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的亚洲政治特点是欧洲殖民体系从亚洲退出,苏美关系从“热恋”向“冷战”转变。
二战后亚洲出现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的浪潮及随之带出一些国家的分裂。造成这种现象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有强烈的独立要求;二是美苏两大国为瓦解英法殖民帝国主义对英法殖民地独立要求的联袂支持;三是英国在帝国瓦解前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对一些殖民地国家——比如印度——在撤离前的肢解;四是冷战因素,比如德国分裂、朝鲜半岛分裂等。其间,中国也面临美苏插手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分裂的危险。
这时的远东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的走向关系到苏联和美国各自的战后利益分配。罗斯福去世后,哈里曼从美苏当时僵持的“波兰问题”中看出这一点。他写给国务院乃至五角大楼细加陈述的意见认为“斯大林坚持要有一个由孱弱而易于控制的邻国组成的地带,这可能并不限于东欧”。他预见到苏联将介入中国形势,他说“一旦苏联控制了与其接壤的地区,它就可能要向随后与之毗邻的国家进一步渗透”。哈里曼说他“看不到拱手等待有什么好处,愈是靠东边的问题,愈要争个明白”。[36]
苏联在中国问题上关心的就是沿西伯利亚大铁路南侧即中国新疆、蒙古直至东北辽东半岛一线的控制权问题。1941年底虽然欧洲和太平洋战争正在炽热地进行,苏联就开始对就战后世界体制设计提前作出符合苏联利益的规划。12月26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和苏联情报局副局长洛佐夫斯基就此致信斯大林,关于远东,他提醒斯大林:
现在就应当考虑涉及我国边界的全部问题。我们不能再忍受日本军舰在任何时候都能够把我们同太平洋和我们的港口切断并封锁拉彼鲁兹海峡(即宗谷海峡)、千岛群岛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这样的局面。无论如何不能允许维持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原状。应当从安全和交通自由的角度来考虑我国的陆地和海上边界问题。
我们也该准备未来和平了,即使是以初步的方式也好。由此我建议成立两个秘密的筹备委员会:
(1)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核算我们所遭受的损失,确定战败国如何从经济上对苏联作出赔偿。
(2)政治委员会,负责研究苏联的边界、德国及其盟国的边界以及这些国家的国家体制等问题。
理所当然的是,如果日本卷入与我们的战争,那么这两个委员会还必须考虑战后苏联同日本的关系,特别是我们的远东边界和苏联各港口同整个太平洋沿岸港口的自由通航问题。[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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