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得到斯大林的高度重视，1942年1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并作出《关于东欧、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国家战后体制安排方案委员会》的决议，委员会由莫洛托夫任主席。[38]1943年9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建立和约与战后安排问题委员会和建立停战问题委员会的决定》[39]。9月9日，李维诺夫把战后安排委员会将要研究的问题的清单提交斯大林，[40]1944年1月1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就未来和平和战后世界政治安排提出建议。事后看来，这篇报告对斯大林关于欧洲和远东的战后考虑有较大的影响。关于中国，报告开篇“总的设想”部分，开宗明义：
为了勾勒出关于未来和平最佳条件的哪怕是一般性的设想，必须首先明确地表述出你所追求的具体目的，因为目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所采取的手段。在我看来，我们在构建未来和平和战后秩序时的具体目的，应当是：造成一种局势，使得在长时期内，至少在欧洲和亚洲，苏联的安全得到保障，而和平得以维持。如何理解“长时期”这种提法？我把这个词理解为，足够用来完成以下事项的时间[41]：
1）使苏联得以强大到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发生的任何侵略都对它不构成危险。不仅如此，还要让欧洲、或亚洲的任何一个大国或集团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不敢有。
2）使欧洲，至少欧洲大陆，得以成为社会主义的欧洲，从而根除在世界这个地区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关于中国，该报告认为要视中国对苏联的态度而定，迈斯基写道：
既然是讲到中国，那么一旦日本战败，我们对中国所追求的基本目的就将可以得到实现。今后，苏联应当力求尽可能深入地使苏联的影响进入中国，并同中国尽可能加强友好关系，但是，苏联把中国变为一个真正强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行动力度，基本上应当取决于中国内部发展的过程。如果这种发展的趋向有利于加强和巩固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那么我们的援助自然将比相反的情况下更为强化。另一种情况也是可以设想的，即，我们无意（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促进中国的强大，因为在一定的情况下中国可能对苏联形成某种严重危险。[42]
这就是说，对中国援助的前提是中国是否接受“东欧化”即甘愿“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作苏联的附庸，服从苏联发号施令这一前提。接着中国这一部分迈斯基就以东欧为例解释了所谓符合苏联利益的“真正民主的制度”，他在《敌对国家和目前敌占国家的国家体制》一节中说：
苏联希望战后上述国家的国体建立在按照人民阵线主张提出的广泛民主原则的基础之上。有理由认为，在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捷克斯洛伐克这样一些国家中，上述原则不须外来的任何压力即可相当彻底地得到实现。至于诸如德国、意大利、日本、匈牙利、罗马尼亚、芬兰、保加利亚、波兰、南斯拉夫、希腊、阿尔巴尼亚这些国家，情况就不同了。要在这些国家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恐怕不得不从外部，也即首先是由苏联、美国和英国施加种种影响。在此种“干涉别国内部事务”面前不应当有所犹豫而止步不前，因为这些国家中民主的国家制度是维持和平的重要保证之一，而盟国在这场战争之后的基本任务应当是在欧洲（也包括欧洲以外）构建起新的更加有效的安全体系。当然，在每个国家内，都必须考虑到当地的条件和传统，并采用适合该国国情的、合乎分寸的影响方法，但是放弃这项任务是不行的。[43]
这就是说，未来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取决于“中国及其政府中真正民主的、民族进步的和同苏联友好的人士地位”，即苏联对中国的可控以及中国对苏联利益的让渡程度，而非中国与苏联政治制度一致的程度。迈基斯的这个报告中的相当部分与斯大林外交路线是一致的，或者说，斯大林采纳了其中相当的观点。1943年12月1日，斯大林在回答丘吉尔关于如何理解苏维埃早期政权提出的“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的口号的问题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地回敬丘吉尔：“我对您说过，现在我成了一名保守分子了。”[44]1944年10月14日，丘吉尔告诉斯大林：“欧洲的一些小国被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吓得要死。”斯大林明确告诉丘吉尔：“现在世界不会吓得发抖了。苏联不准备在欧洲发动布尔什维克革命。”[45]这时苏联对欧洲政策是如此，对亚洲当然也不例外。这时苏联外交目标已与十月革命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丘吉尔对此不明白的话，那么，当时身处英国人狱中的印度国大党主席的尼赫鲁反倒看得清楚，他在狱中写的《印度的发现》一书中说：
苏联的未来政策还是隐藏在神秘之中，但是也已经漏出了它的一些端倪。它的目的是要在邻近它边境得到许多友好的、附属的或半附属的国家，越多越好。虽然它为了建立某种世界性的组织而和其他国家合作，但它更有赖于在无懈可击的基础上建立起它自己的力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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