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毛泽东说:“……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抗日战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为新中国的诞生准备了充分条件
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衰败,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因此,中华民族要复兴,一是要驱逐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二是要推翻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十九世纪末起,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1911年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但革命的成果很快被北洋军阀篡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依然如故,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完全没有改变。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的政治舞台,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由于敌我力量的过于悬殊,以及党在幼年所犯错误所致,革命受到两次严重的挫折,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陷入低潮。
全国性抗战的爆发,给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带来了新的生机,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历史的大好机遇。毛泽东指出:“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阶段”。 “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 美国国际关系史专家拉铁摩尔在1941年皖南事变后说:“对中国人民来说,这四年的历史既是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又是国内革命的历史。……抗日战争是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内民主革命相结合的战争。”的确,如毛泽东所言,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抗日与革命是一个东西”。因而,中国共产党把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巧妙地结合起来。
面对灭种亡国的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了武装抗日的主张,倡导和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促成了全面抗战,并时时处处以民族利益大局为重,努力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抗战之初,国民党正面战场抵抗的接连失利,导致大片国土失陷。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实行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迅速挺进敌后,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一个广阔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抗战的主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一方面为中国坚持持久抗战找到了一条新的途径,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国民党的种种限制,为中共革命力量的发展找到了广阔的天地。经过八年抗战,中共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军队从抗战初期的4万余人到抗战胜利时发展到127多万人,民兵286余万人,并先后在华北、华中及华南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10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2亿,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全国人民的希望。敌后解放区的民主革命政权,事实上已成为新中国的雏形。
毛泽东在1961年1月24日接见日本友好人士黑田寿山,针对他见面后首先道歉时,曾幽默而风趣地说:“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你们,对不住你们。’ 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人类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恰恰与侵略者的愿望相反,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万万所没有想到的。物极必反正是也。
抗日战争是试金石,一切阶级、一切政党、一切派别和团体都要在这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解放战争中经受洗礼,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悖之者衰。与共产党相反,国民党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仍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在全国性抗战爆发后,国民党蒋介石虽然参加了抗战,初期还比较积极,但在抗战中却始终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统治,压制民主运动,打击和限制共产党,消极抗日。蒋介石制造的皖南事变使国民党人心大失,大后方的民主势力高涨,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是一个标志。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造成正面战场豫湘桂战役大溃败导致日军进入贵州,威胁西南大后方,给中国战场造成新的危机,引起整个大后方民心的极大振荡。此时,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战场已经开辟;中国敌后解放区战场日益壮大,不断发起对敌局部反攻;而正面战场则频频败退,接连失陷河南、湖南、广西三省。此时的国民党政治黑暗,军心涣散,经济恶化,人民群众怨声载道,其威望急剧下降,这充分暴露了执政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和腐败无能。谢伟思在向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随着国民党失败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中国国内的不满在迅速发展。党的威信空前低落,蒋越来越失去作为领袖曾享的尊敬”。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共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它出人意料地得到了中间势力的广泛支持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应。成立联合政府,一时成为国内政治舆论的最强音。可以说,国共两党力量在中国政治上的彼此消长,成为抗战后期转变中国历史命运的关健。
更有甚者,在抗战后期,国民党政府与汪伪政权中的汉奸分子勾结,将伪军收编改编为国民党军队,成为反共的一支重要力量;甚至与侵华日军勾结,利用日军以“维持治安”为名,对抗中共武装收复失地;进而以日本战犯为顾问,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国民党及其政府的种种倒行逆施,使它在全国人民中人心丧尽,从而决定了它在抗战后的失败命运。正如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说: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精神疲惫,风纪败坏,直接有助于1949年共产党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在对敌作战中迅速发展壮大,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全国人民中威望趋增,大得人心。由此可以说,抗日战争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没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革命力量的大发展,就不可能有解放战争新旧中国命运大决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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