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当代史学泰斗：日本须用认真反思换取国家信誉（2）

最后，对历史认真的反思帮助人们在战后德国国家重建时形成对国家的新认同。就我们这代人来说，我们的感觉是，我们将过去的“恶”深刻地铭记，是为了让我们自己从过去的错误中走出来，不重蹈覆辙，建设一个全新、更好的德国。这种积极的认同有助于德国在战后迅速融入欧洲乃至西方世界。

环球时报：在您列举的五种原因中，哪一种您认为是最主要的？

科卡：战争的失败，并且这种失败是可以接受的。相比一战不公平的战后安排，二战的失败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德国人确认了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并通过公开辩论促使大多数民众开始正确地反思。

只有诚实才能发展成民族自豪感

环球时报：日本到目前为止还拒绝承认侵华历史，您认为德国是不是有值得日本借鉴学习的地方？

科卡：我并不是特别熟知日本的情况，但是我觉得任何国家都应该找到自己的方式去面对历史，而最正确的方式就是诚实。这种诚实不是牺牲。对一个国家来说，接受并反思过去犯下的罪行，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家，这种诚实最终会发展为一种民族自豪感。

从国际社会的层面来讲，正是因为有了阿登纳(西德首任总理)开启的反思，战后德国历届政府都不遗余力地化解德国与法、英之间的世仇，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关系，厘清与东欧各国间的积怨。这反过来使得战后德国在外交上更主动，更容易被西方世界所接受。

所以你问我日本需要借鉴德国的地方，我觉得日本还是应该学会认真地反思历史，承认过去犯下的罪行，以此作为历史契机来更好地加强大家对国家的认同和增强国家信誉。

环球时报：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发挥了多大作用？

科卡：历史学家在德国是很重要的职业。从19世纪开始，他们在统一的民族国家建设中开始发挥作用，尽管有时候会扭曲历史以显示德意志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但不可否认，他们在强化德意志人民的民族自觉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战后，德国建立了一些专业的历史研究机构，比如慕尼黑的当代历史研究所，它致力于研究1933年到1945年间的德国历史，主要就是纳粹统治时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那时候在大学里，纳粹历史还是一个学者不愿意触及的课题。在这些研究机构建立后，历史学家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国会、在战争纪念日发表演说，他们接受大众媒体采访来讲述德国过去犯下的错误。

中日不具备当年法德和解的政治气候

环球时报：您认为法德和解模式适用于中日关系吗？

科卡：法德能够和解有多重因素，其中最主要的是冷战，当下的中日不具备这样的历史条件。战后初期，法德两国有很多敌对和猜疑，法国希望战败的德国一蹶不振。而当冷战的铁幕拉下时，美国认为苏联才是最大威胁，于是通过一系列方法如马歇尔计划等，重新整合欧洲，此时的苏联不仅被美国还被其他欧洲国家视作威胁。法德和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启动的，在目前的中日关系中我看不到有这样共同威胁的存在。

另外，法德有相近的传统、哲学，都经历过启蒙运动和民族国家建设，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共通点未必能在中日关系中找到。

最后，我想强调，德国对历史清醒诚实的反思是法德能和解的基础。很多经历过战争的德国人目睹了战争招致的法国人的仇恨，于是大家开始反问：这样值得吗？在中日关系中我没有看到这种反思。

环球时报：有人将纳粹的出现视为德国历史的必然，认为其植根于德意志的“特殊道路”。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科卡：任何国家都有其发展的特殊道路，德国也不例外。历史上德意志强有力的官僚系统、对权威和秩序的绝对服从都使其不同于英法。然而，二战之后，当人们开始反思战争时，“特殊道路论”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被批判的理论。所以在1945年后，“特殊道路”开始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德国会出现纳粹、法西斯，为什么走上一条和英法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在我看来，原因很多，最主要是一战的战败。但“特殊道路论”认为德意志历史上就有一些内在缺陷，比如自由观念淡漠，没有发展出英法那样健全的民主制度，而长时间徘徊在威权政治中，加之后来的保守主义、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从而为纳粹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