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2）

西学东渐与中西会通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掀起了一个翻译、引介、学习西方的“西学东渐”的热潮。这时的“西学”并非特指一科一门之学，而是囊括各种西方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总汇。其实，早在明末，徐光启在与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的接触中就已经意识到中国缺少西方人所具备的那种“实学”，于是倡导“实学救世”，提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的主张。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倡导“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与当年徐光启的主张一脉相承。清末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实质上旨在采纳西学为我所用。严复倡导“中西体用一致”，并大量翻译西方近代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各种社会科学学说，引入“天赋人权论”“进化论”等近代西方思潮，提出“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其目的在于推行变法维新。

从19世纪到20世纪，“中西会通”和“中西融合”的呼声在思想学术界不绝于耳。如，王韬认为“天下之道”应“融会贯通而使之同”；章太炎提出“会通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王国维倡导中西二学“化合”之说；杨昌济主张“合东西洋文明一炉而冶之”。五四时期的新文化人物包括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都主张中西学的会通与融合。如，蔡元培提出“中西并用，观其会通，无得偏废”；鲁迅提出“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李大钊说“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恽代英认为“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青年毛泽东主张，“观中国史，当注意四裔……观西洋史，当注意中西之比较，取于外乃足以资于内也”。当毛泽东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仍然主张真理“不应该分中西”“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中西文化观，成为以后中国共产党文化方略的重要精神指导和思想资源。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西融合的最高形态

无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哲学，作为外来文化欲扎根于异质文化土壤之中，都面临一个本土化、民族化的问题。事实上，西方哲学的本土化进程早已开启。如五四时期，胡适就把中国儒家传统的实践理性与美国的实用主义结合，阐述了他个人的“实验主义”。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冯友兰把程朱理学与美国新实在主义哲学相会通，创立了“新理学”；贺麟把陆王心学与新黑格尔主义和康德哲学相融合，创立了“新心学”；熊十力通过对西方哲学的批判和吸收建构了“新唯识论”；金岳霖把西方分析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相结合，创建了自己的本体论和知识论体系；牟宗三通过对康德哲学的融化，建立了代表当代新儒家思想体系的心性本体论。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张岱年和张申府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阐发了“中、西、马三学合一”创造中国新文化的主张。

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在儒家文化空前跌落、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面临历史性大转型的情势下传入中国的，是在中国近代革命实践亟须理论指导之际为先进的中国人义无反顾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实为四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和近代“西学东渐”的必然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类一切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其中国化进程同时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中西学会通和融合的最新思想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

（作者张允熠 单位：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