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学西传、西学东渐和中西融合

中、西哲学的邂逅

16世纪末（晚明），利玛窦、罗明坚、艾儒略、毕方济、龙华民等欧洲来华耶稣会士翻译和撰写了一批具有基督教经院哲学内容的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西学凡》《名理探》《穷理探》《乾坤体义》《天主实义》《灵言蠡勺》《灵魂道体论》等等。这些著述中包含着纯正的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主义。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虽然是希腊化时期数学家欧几里德的著作，但欧氏几何学的理论基础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利玛窦翻译这部书的动机和目的在于向中国人推介源于古希腊的西方逻辑学。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界通常认为是日本人西周最早于1874年把拉丁文的philosophia译为汉文的“哲学”二字，实际上，利玛窦等欧洲来华耶稣会士比西周早了将近300年就将这一词汇译成汉语了。例如，1595年利玛窦在《天学实义》里把philosophia译为“理学”，显然，他认为欧洲的philosophia与中国的宋明理学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艾儒略在《西学凡》中将之译为“理学”和“义理之学”；傅汎际在《寰有诠》和《名理探》两书中分别将之译为“性学”与“爱知学”，其中，“爱知学”比“哲学”一词更接近philosophia的原意。一些希腊哲学的术语、范畴和命题也在此时被首次译成汉语汇入中国话语之中。如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四因说”“灵魂说”以及希腊哲学的音译（斐録所费亚）、逻辑学的音译（落日加）、伦理学的音译（厄第加）、形而上学的音译（默达费西加）等西方哲学术语和概念开始为中国人所知晓。

中国哲学最初邂逅的西方哲学不属于欧洲近代哲学。欧洲近代哲学形成于17世纪中叶，时代的落差决定了16世纪末的来华传教士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哲学只能是古希腊哲学。

中学西传与“中国热”

利玛窦等人及其继承者，不仅向中国人介绍了希腊哲学，也向欧洲人反馈了中国儒学，中国哲学和思想文化从此走向世界。在由法籍耶稣会士金尼阁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首次将“儒学”和“理学”译成西文的philosophia——这又一次证明在来华的西人眼里，中国本来就有一种跟希腊哲学相同的学问。

以孔子为表征符号的中国哲学传入欧洲之后，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哲学的一些基本理念如“道”“理”“太极”和“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辩证方法被西方哲学家看作是“纯粹理性”“绝对理念”“自然法”“自然神论”“无神论”“唯物论”“正反合”“两极相逢”“有机论哲学”等等，在欧洲思想文化土壤里经过欧洲化的改造成为17世纪欧洲近代哲学孕育的重要元素，继而又成为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重要精神资源。欧洲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魁奈等人都对中国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十分着迷，以致造就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

一些欧美学者忠实地描绘了当时东学西传的真实情景。英国剑桥大学1998年出版的《剑桥十七世纪哲学史》的第一部分，就把中国哲学的西传和欧洲哲学的回应作为17世纪欧洲哲学形成的一个重要背景加以概述。这表明，西方学者在书写17世纪欧洲近代哲学的形成和18世纪启蒙运动时，中国与“中国热”是绕不开的话题。正如法国学者莫里斯·罗班写道：“在古代欧洲和启蒙时代的西方，中国简直是无所不在。”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实际上，当时，中国的考试制度和儒家伦理观给欧洲留下的印象，较之欧洲的科学和数学给中国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