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情的三个“陷阱” （2）

2 人情“陷阱”之背景

中国古代社会为宗法社会，每个人都置身于宗法体系之中。宗法系统之内荣辱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当今社会之所以充满人情“陷阱”，自然有其背景与原因，亦即与文化传统、社会风习密不可分。现实生活中，那些讲人情搞变通，往往颇受欢迎；而讲原则守规矩，却会招致非议，被视为六亲不认。人们日常办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按规矩走正常路径，而是寄希望于找关系走捷径，甚至在某些地方打官司也会变成打关系。其实，人们并非不想依法依规办事，问题是不找关系不托人情，事情往往难以办成。究其原因，还是讲关系重人情早已深深扎根于世道人心。

中国古代社会为宗法社会，每个人都置身于宗法体系之中，注重血缘关系，讲究等差的爱，如“尊尊”，尊重地位高的，“亲亲”，亲近血缘近的。宗法系统之内荣辱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或者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中国人潜意识里，普遍认为一个人有了权势，为亲属谋好处似乎理所当然，亲属也会心安理得地依附于他，倚靠大树好乘凉。而且，古代圣人也提倡为尊者讳为亲者隐，即便尊者亲者违法犯罪，替他们隐瞒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此立足于亲情，视亲情高于王法，折射出这种文化心理会使人被亲情牵制或裹挟，乃至滑入亲情“陷阱”。

结乡党，拉帮派，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孔子虽然强调君子不党，但旧式官场却极为讲究地缘关系、业缘关系，并以此组成“山头”或“圈子”。比如旧时科举，同一年考取进士或举人的，无论年龄大小，彼此一律以“同年”相称；主考官或阅卷官被录取的士子视为恩师，录取的士子也会被主考官或阅卷官视为门生；师生之间、同年之间联结为小圈子，在官场或名利上彼此优待，相互照应，相互帮衬，看重的就是“同年”或师生情分。同乡关系，在旧式官僚眼里更是难得的人际资源。明代权臣严嵩曾在远离权力中心的陪都南京蹉跎20年，嘉靖十五年（1536年），他借进京之机攀附上同乡礼部尚书夏言；夏言入阁当首辅，便推荐严嵩接任礼部尚书；不过严嵩是小人，待他羽翼丰满之后，却把于他有恩的同乡夏言扳倒。时至今日，人们依然热衷于搞“同乡会”、“同学会”，如若借此叙旧增进感情倒也无可厚非，但一些人带着功利目的为之，就可能产生异化现象，从而散发出铜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