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话中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2）

中国思想主体性的复位和身份的重构面临着许多困难。一方面需要反思近百年来“中国哲学”建构和发展的历程，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沉痛的教训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并从根本上打破它的局限性，走出目前的困境。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寻求适宜的自我身份和新的表达方式，以化解地方性知识的限制，把中华民族的声音带入到世界性的场域之中去。既要打破“西优中劣”“以西释中”等思维定式和习惯，把思想从欧洲中心论的牢笼之中解放出来，展开新的思维想象和精神创造；又不是简单地回到狭隘的民族本位主义的立场，盲目地拒斥西方。相反，和西方文化的互动关系需要在更大范围和更为细致的层面上来展开。既要回归经典，让我们的精神找到一个可栖息的家园——花大力气重新梳理和诠释古代典籍，把流失或遗落了的思想果实捡拾回来，把散开了的、杂乱的思想碎片穿缀起来，把断裂了的精神巨链再连接起来。又不能重新回到经学的老路，再过往昔老儒“皓首穷经”的日子。总之，我们需要的是紧贴时代脉搏、具有全球视野、与人类命运和文明前景休戚与共、具有生机勃勃创造精神的思想劳作。

中国哲学在近百年的发展中，大力引进西方哲学，形成了不同时期诸多流派各擅胜场的生动局面。而马克思主义颖脱而起，一枝独秀，在千回百转中不断探索新路，与中国的实践探索相结合，创造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成为主导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时，在外来哲学形式的洗礼中，中国传统的思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有限延续过去历史的情景之下，先后创造出了新儒学、新道家、新佛教等现代系统。从理论上来说，传统的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被西化的过程，有了所谓狭义的“中国哲学”的成立；同样，西方哲学各流派在传播的过程中，也有一个被翻译接受和意义再诠的过程，程度不等地濡染上了中国的色彩，或曰中国式的理解。而马克思主义从传入的一开始，就面临着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三者的相互融通和结合，在文明对话的今天更显得需要和急迫。就文明对话的指向而言，它的价值显然在于前瞻未来，而不仅仅是回望历史。

中国的儒、释、道各家，在宋代以后曾经走出国门，为东亚文明共同体的创造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但近代以来，随着国势衰微，其影响力日渐缩小，逐步沦为边缘性的地方知识。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长期边缘化的中国文化传统开始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其哲学思想也有了更多展示自身的机会和迈向国际化的可能性。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传统哲学在与世界各大文明进行对话的基础上，拓展了自己的论域和走向国际学术舞台的空间，为自身的发展乃至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提供了动力。通过开展文明对话，不但让更多的国际人士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传统思想，而且也获得了本身自我反观、自我整理的机会，可以从对话中来调整姿态、找准自己的位置。传统哲学是这样，经过整合之后的中国哲学更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只有在文明对话的互动和锻淬之中，中国哲学才能够走向世界，才能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

（作者单位：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