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的历史功绩与缺憾（3）

三、东京审判的历史功绩和意义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的合乎正义的严正判决，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广泛影响。

第一，东京审判是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正义对邪恶的一次大审判，它既是法律的审判，也是政治的审判，具有划时代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东京审判以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审判战犯是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发展的需要。由日、德、意法西斯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生命财产遭受最巨大灾害的战争，仅以战争罪审判直接参加的普通罪犯，无法惩治策划、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只有用反和平罪、反人道罪，才能将策划、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领导者押上神圣法庭惩罚其战争罪行。反和平罪乃指发动侵略战争本身积聚了所有其他罪行的全部恐怖行为，所以是最严重的国际罪行；反人道罪是对和平居民的杀害、奴役、强迫迁徙或以政治、种族或宗教的原因而实施的种族灭绝和大屠杀等罪行，不仅为国际战争法规所禁止，也为人道主义理念所不容。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根据许多第一手原始资料和1000多人的证词，核实了大量史实，系统地揭发和列举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及其在战争中犯下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种种罪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震动，肯定了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所进行的都是侵略战争。它用法律的手段审判和严惩了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的策划、发动和指挥侵略战争的战犯，伸张了和平、正义与人道主义的精神，从而在政治上确认了任何侵略战争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都将受到严厉惩罚，这有利于防止战争，维护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它符合人类进步与世界和平的历史发展规律。所以，远东军事法庭是代表所有战争受害国，代表世界人民对战争罪犯进行审判，绝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单方面审判，它的本质是国际正义对法西斯邪恶势力的审判。

第二，东京审判对国际法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刑法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东京审判军事法庭的设立是由二战期间同盟国达成的《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所确定，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的《特别公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基于《非战公约》以及《莫斯科宣言》、《伦敦协定》等国际法或国际文件而制定，它与欧洲军事法庭判决书一样，是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战争的重要的国际法文件，它肯定了如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等都是违反国际法的罪行，等等。这在国际法上开了先河，促进了战争法规的建立与发展，无论在国际法的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开拓意义。

东京审判实践严惩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道罪，发展了传统国际法的正当性，将以往国际法中默示的概念首次明示和确定。从法律上讲，它则体现了对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和对国际法体系的完善与发展，绝非胜者对败者的报复。因而，战后国际社会将这些犯罪概念普遍化。一旦发生战争犯罪，包括组织战争的行为，就会遭到谴责，根据当时国际社会的需要而进行审判。所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东京审判是“为了防止战争的发生而在‘国际法上的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③]。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大会第95（1）号决议确认了上述原则为国际法原则。1950年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及该法庭的判决书所包含的各项国际法原则”，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不适应法定时效公约》，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的国际法原则宣言》，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法文件，都明确肯定了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的战争罪定性概念和原则。这有力地说明了东京审判对国际法发展史所作的贡献及其重要地位。

第三，东京审判为研究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规，提供了一个丰富、权威而庞大的历史资料库。通过东京审判，一是揭露和澄清了以往日本政府隐瞒的许多历史事实，如日军关东军如何自炸铁路，然后反诬中国军队所为，进而挑起九一八事变；日本如何密谋策划建立德日意“三国同盟”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等等。为参加和进行东京审判，检察方和被告及辩护方都准备了庞大的资料，仅法庭英文速记就达48412页（日文为10卷）。超过1000万字以上有关证据资料8000件，其中检察方的证据资料为21200页，辩护方的证据资料为26800页。出庭作证证人为来自12个国家的419人。它为研究日本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远东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法特别是战争法规，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