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的历史功绩与缺憾（5）

第二，没有把“反人道罪”作为独立的起诉原因，是东京审判的严重不足。“反人道罪”包括日本对朝鲜、台湾等殖民统治地特别是在中国的占领区进行的残酷统治罪行，如在中国实施最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数以千计的惨案和对无设防城市居民的大轰炸，以及强制劳工、强迫妇女做随军“慰安妇”，等等。但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几乎没有涉及这些问题，更没有把日本殖民统治的暴行作为战争犯罪来进行追究。战争最大的受害者即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民众的被害没有被摆到审判的正面。

第三，没有起诉搞细菌战和化学战的日本战犯，是东京审判的严重缺失。

由于美国的庇护，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战犯中，有5000多名日本军人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和化学战，参与了细菌武器、化学武器的研制、生产和使用，包括惨无人道的用活人进行实验，理应受到严惩，如细菌战干将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增田知贞等人（还有在哈尔滨平房、长春、南京、北平、广州以及其他细菌战部队的众多中层人员等），却被美军占领当局保护起来，并掩盖其重大的战争犯罪事实，成了为美国提供细菌战研究情报的“有价值的合作者”，而被免于起诉。作为交换条件，石井四郎等20名“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20页的19年的作物毁灭研究报告和8000张“细菌战实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另还有石井四郎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对美国来说，日本细菌战资料对国家安全的价值远远超过‘指控战争罪犯’所产生的价值”；“如果公开细菌战情报……会削弱美国科学研究开发领域在这方面的优势，……会有助于苏联细菌战计划。”[⑦]因而，美国的“冷战”政策，使许多日本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细菌战研究方面，日本走在世界的最前列，美国相对比较落后。美国的细菌战计划开始于1942年末，由美国陆军化学战部负责，1943年4月初具规模，而日本早在12年前就已进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已经可以用于实战了。因此，当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当局调查日军细菌战情报时，不管是美军的细菌战研究人员，还是美国军事情报部门，都一致认为：“日本的细菌战情报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⑧]”。因而，美军得到了石井四郎等人交出的有关鼻疽、鼠疫和炭疽的3本长达1000多页的解剖报告，使美国人“大为满意”。这样，美国一方面获得了“具有巨大价值”的细菌战资料，另一方面，又达到了“不想让苏联人从日本方面得到任何东西”的目的。

可见，美国的“冷战”政策，使许多日本战犯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对此，它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今天的美国，美国对国际事务历来采取双重标准的做法，由来已久，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只要对自己有利，无视国际法的原则。

由于美国的包庇，虽然侵华日军实施细菌战、化学战早已真象大白于天下，但日本政府至今不认错。虽经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多次向日本政府起诉、抗议，但一直到2002年8月，日本东京法院才作出“认定有侵华日军曾发动细菌战和杀害中国人民的事实，但拒绝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及经济赔偿”的裁决。不愿反省或否认自己过错的民族，极有可能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