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日军赞叹中共游击战“极为巧妙”
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广袤的敌后战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给敌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扰。战争初期,日军便承认:“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广泛地扩大了地盘。”1938年,他们又感慨:八路军“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1939年5月,日军在对五台山的扫荡失败后也总结:“1939年5月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曾描述:“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
1941年,第一一〇师团骑兵大队长加岛武还曾谈及中共游击队的地道战:“部队在行动中经常受到来自住房的窗口、墙上、丘陵树林中的突然射击。偶尔发现敌人,紧追过去,却无影无踪。以后得知他们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设在仓库、枯井、小丘的洞穴等处,地道四通八达,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场所。”他不禁哀叹:“旷费时日,真想举手服输。”无独有偶,独立警备小队长山口真一在1942年同样表示:“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
还有敌方将国共两党军队战略战术进行比较:“如中央军者,集则易乱,散则无力,其击溃尚为容易,而共产党军集则为整,化则为零,其每个散开之小组皆为有机体,更从彼等所最熟悉之山路,可以巧妙运用。”上述这些历史资料都印证了中共游击战发挥奇效,决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可有可无的。
三、日军认为中共“民众工作极为彻底”
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所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首先是因为其积极抗日、保护群众。日军曾表示:八路军游击队“战斗意志相当强,特别是在村庄的防御战斗尤其坚强,战斗到最后一人仍然顽抗到底的例子屡见不鲜”。其次,共产党在农村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团结了最广大人民。
八路军的纪律严明、爱护百姓也给日军留下了深刻印象。早在1939年5月日军进攻五台时,就看到“共军的纪律严明,例如对五台的寺院、村落等特别注意保护,不予破坏,使人感到很能团结群众,深得人心”。1941年下半年,日军在对晋察冀边区作战时,又发现“共军对民众的态度,其纪律更是严格谨慎,亲密无间”。1944年,在内蒙作战的日军第二十六师团师团长佐伯文中将也承认:“共军地下工作巧妙灵活,群众对他们心悦诚服,而且军纪严明,秋毫无犯。”
而正是因为八路军坚持群众路线,与群众形成了鱼水关系,广大民众“被动员起来,密切协助共军抗战,达到所谓军民一致的状态”。在百团大战中,日军便说:“八路军的工作已深入到居民当中……因而在作战期间,日军的动向被详细泄露给八路军,但在日本方面则对八路军的情报完全不明。”有人还回忆:“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产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
后来在扫荡抗日根据地时,日军又不断感到“共军的民众工作极为彻底,居民对有关八路军的情况,均不轻易出口”。他们还说:“由于共军在根据地民众工作做得彻底,侦察谍报网在群众中巧妙地扎下了根,很快就会侦悉日军的动向,立即采取回避转移行动。”因此,“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
在屡屡受挫后,日军终于意识到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认为“民心多倾向共产党”。为此,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还专门提出:“共产党以党、政、军三位一体,与民众的关系有如鱼水。”
综上所述,尽管是敌方的立场,但《华北治安战》一书所收录的日方资料却从另一个角度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地位与作用,对人民战争的威力亦多有彰显。这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的原因,对那种贬低中共抗战的言论,无疑是十分有力的反驳。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卢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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