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新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战中面临挑战，国民党难辞其咎

抗战期间，国共两党之间的摩擦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但绝对不像当年国民党所说的，是中共破坏导致国共摩擦。中国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在野党，实际上两党关系矛盾摩擦的主要责任应该在执政党，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掌握着国家绝大部分军队。所以，国共两党在全面抗战期间，摩擦冲突存在的原因在于执政的国民党，它是首要责任。

为什么这么说？全国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其实意识到了国共之间的矛盾客观存在，为了避免这种矛盾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刚一爆发，提出的就是全党的工作重点放在敌后，国民党退出哪里，我去哪里发展。这里面包含了一种深刻的政治用意，就是避免两党两军在一起。在一个碗里刨食吃，必然会加剧矛盾。国民党负责正面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这里不和你争，我们到敌后去，到你的力量达不到的地方去。实际上就是一种物理的空间隔绝，各自承担自己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把全部力量、全部注意力放在敌后，其实包含着兼顾内外两个大局的考虑。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打击日军，对内通过把主要力量放在敌后，尽可能减少和国民党军队的摩擦冲突。到敌后发展，既能实现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又可以避免与国民党的矛盾。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以后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一个内政上的考虑。以前大家对这点认识不足，总以为到敌后作战仅仅是对日的问题，实际上还有避免和国民党摩擦的问题。

1939年初的一件事情也特别能说明问题。1939年初，周恩来奉中共中央的指示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对华南一带新四军的发展问题作出一些指示，进行一些探讨。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一贯精神对新四军提出在华中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三项原则，这些原则是这么表述的，新四军怎么发展，往哪儿发展？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哪个地方只有日军伪军，没有友党友军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减少摩擦，利于抗战。这些关于新四军发展方向的基本原则，既包含对敌斗争的一面，又包含回避、减少和友党友军摩擦的一面。这是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基本的战略方向，其中包含着处理国内矛盾的一些考虑。

但是国民党方面不是这样，在1938年10月武汉会战之后，中日战争的形势缓和了，就是日军大规模急风暴雨式占领进攻结束了，速战速决破产了，转入持久战争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压力减轻，紧跟着年底南岳军事会议。1939年初，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国民党在这次会议上制定了一个方针，“融共、限共、防共”成为五届五中全会的会议主旨。为什么这个时候提出来“融共、限共、防共”？因为他们认为，日本侵略的最困难时期、最危险的时候过去了，同时他们看到了经过一年多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担心出现抗战胜利、党国消亡的局面，它不愿意看到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壮大，所以提出“融共、限共、防共”，也就是要限制、防范共产党在抗战中力量发展，担心日后形成跟国民党争天下强有力的对手。这种“一党之私”就在五届五中全会上反映出来。从1939年初制定了方针以后直到抗战胜利，这一直是国民党对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态度。在这个方针下，国民党包括在敌后的一些武装，在大后方的一些政治势力，在全国范围里都按照“融共、限共、防共”的政策来对待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两党之间出现的矛盾冲突等一系列的摩擦均由此而来。

所以，八年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矛盾冲突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存在又由于国民党的原因导致了不断的激化，如果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八年抗战中面临挑战的话，国民党难辞其咎。

——摘自宣讲家网报告文稿《中国共产党是抗战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