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中华民族——记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2）

二、“九一八”的震撼

中国近代政治的特点之一,表现为一旦出现难以抒解的历史症结,往往以青年学生的运动为发轫和先锋。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武汉等地的大中学生,纷纷走上街头,以集会游行的方式声讨日本侵略东三省,同时强烈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获知国民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后,各地青年学生极为愤慨,纷纷派代表前往首都南京请愿。9月28日,京沪学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遭到拒绝,便冲进外交部殴伤外交部长王正廷,表示了他们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极端不满。同年 11月间,日本特务在天津肇事,引起青年学生的义愤,天津学生代表南下请愿并得到全国的声援。11月26日,万余学生在国民政府门前示威,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蒋介石迫于压力,欺骗学生说三日后将亲自率兵北上抗日。结果,这种欺骗激起学生们更大的愤慨。此时正值日寇侵犯锦州前夕,国民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退守山海关一线的建议。消息传出,导致了更大规模的示威反抗。12月5日,当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南京示威时,遭到军警的开枪镇压,30多人受伤,100多人被捕。①

12月7日,各地学生到南京声援,要求政府抗日,同时抗议政府对爱国学生采取暴力镇压政策。当几万学生行至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的珍珠桥时,国民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开枪镇压,学生被打死30多人,打伤100多人。当天夜间,军警对学生进行大规模搜捕,把各地学生强行递解出京。② 这一事件史称“珍珠桥”惨案。它的发生,标志着国民政府已从“九一八”后的震惊和不知所措中清醒,决定采取对外妥协退让、对内坚决镇压的政策。政府的暴力没能阻止青年学生救国的热望,只不过使自己首先成为学生救亡运动的对立物。 “九一八”后,伴随学生救国运动而出现的是中国工人的抗日斗争。9月24日,上海的几万码头工人率先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9月26日,上海100多个工会组织召开抗日救国大会,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民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员等决议,并举行示威游行。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会议,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工人也先后进行了反日示威、反日集会和反日罢工,北平工人还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义勇军。 “一二八”抗战爆发后,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各界群众积极参加了支援十九路军保卫上海的战斗。在上海日本人开办的工厂做工的10万工人,进行了长达一个半月的大罢工。各界人士组织了义勇军、救护队、服务团等,直接参加了前线的战斗,给十九路军以极大的支援。同时,上海和各地都掀起募捐活动,有力地保障了前线部队的后勤供应。没有上海人民自发而踊跃的支援,“一二八”抗战所取得的良好战绩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的工商界,自“九一八”起也投身于爱国救亡的洪流当中。9月20日,上海援侨反日会在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主持下,召开了紧急会议,决议:“呈请中央,集中全国军队,立刻出兵东三省,驱逐日兵出境”。③ 上海市铅印业、矿灰业等三十余工商团体也发表宣言,呼吁:“民族危亡,近在旦夕,国难临头,安可坐视?努力奋斗,义不容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凡我同胞,务必一心一德,努力御侮”。④其它大城市,如汉口、南京、长沙、南昌、杭州等地的商会和工商团体,也先后要求国民政府出兵御侮,共赴国难。

工商界还掀起了广泛的抵制日货的活动。9月21日,上海米行业首先召集行业会议,议决:“停购洋米,不与日商交易,不装日船”。⑤ 随后,上海160余同业公会都表示要与日本停止经济往来,9月28日上海商会会员大会决议组织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各同业公会建立日货检查组,全面抵制日货。至11月底,上海查封的日本商品即达1亿元以上。⑥抵制日货的行动很快遍及整个中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1930年日本对华输出为二.六亿,而1931年则不足1亿元。⑦

在“九一八”后的社会反映中,各界对于民族耻辱的愤懑达到了甲午战争后的最高点。这期间,中国人民通过各种各样的自发性的反抗侵略的斗争,表达了他们救国的心愿。从这时起,中国国内的一切政治症结、权力纷争都已变得不重要了,人民的要求是立即挽救亡国灭种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