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中华民族——记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4）

四、军人的救亡

当日本发动战争、大举侵略中国之后,大多数的中国军人虽然得不到来自上方的命令去抗日守土,但他们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还是表现了其爱国的情操。

“九一八”后,最早“自动抵抗”的是东北军的马占山和李杜两部。马占山的自卫通电谓:“目睹辽吉沦胥,江城危如累卵,与其坐失国土,委诸父老于不顾,毋宁牺牲一切,奋斗到底”。（33） 江桥抗战“开我国反日战争之先声”,给日军以第一次打击,并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在政府不抵抗不支持的情况下,为使马占山部“不致因饷尽援绝而败”,（34） 全国各地捐款数以百万以支持。这次抗日行动固然失败了,但对于冲破不抵抗的禁令,振奋爱国军人的精神,却具有很大的意义。《大公报》对此评论:“马将军此战,其裨益于世道人心者,功不在小也。黑军不负国家,国家有负黑军”。又说,“极寻常的守土应战之人,乃使国民有空谷足音之感,举国之崇拜、赞颂马占山,正足以唤起知耻军人之觉悟耳。”（35）

与此前后,大批军人向国民政府请战,要求抗日。许多人发出通电,指出日本“无端称兵,侵我辽沈,此而可忍,则亡国灭种”,呼吁各方“破除畛域,泯释猜疑,戮力同心,共御强寇”,“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36） 冯玉祥几次通电,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并提出十三项抗日主张。杨虎城、蔡廷揩等也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开赴前线抗日。宋哲元及部下七名将领,通电全国,呼吁御侮,誓雪国耻。两广的实力派也不满于国民政府的妥协,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等屡以国民党中央党部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电要求迅定抗日大计,督促得力军队,出师关外,收复失地。蒋嫡系的中央军系统同样不例外,陈诚曾转呈部下罗卓英、周至柔等请缨抗日电,向中央请愿北上,与倭奴决议死战。（37）未几,十九路军在上海又违背旨意而自行抵抗,写下了“一二八”抗战的壮歌。它既表现出中国军人抗日的高昂热情,又反映了对于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满。 1933年9月18日,杨虎城在为纪念“九一八”两周年，举行的阅兵中提出：“摒绝内战统一意志以图救亡”的政治纲领。同年，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发起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通电主张联合各派各军一致抗日。可悲的是,这支部队虽然屡立战功,收复了失地,但由于苏联的反对、某些路线的错误政策而被瓦解,国民政府更与日本人联手将其残部歼灭于北平郊外。

国内一些政治力量由于不满于蒋介石的对内对外政策,先后爆发了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等。这两次事变固然有其复杂的背景,但在其主要点上,都涉及对抗日救亡的不同见解。在连年的剿共内战中,许多将领开始出现厌倦情绪，他们不愿为内战流血牺牲损失战力。蒋系大将胡宗南也曾谈到:“红军是打不完的,败也不溃”,“红军吃多少苦,我们也吃多少苦,打红军是无期徒刑”。（38）如果说地方实力派有保存实力不愿剿共的一面,而胡宗南的话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当时的中国军人隶属与不同的军阀集团与政治集团。由于其各自的利益的差异,各军事集团中所体现出的抗日要求,不像一般民众要求那么单纯,而夹杂着许多复杂的因素。不能完全根据表面的通电,来判断其是否真心抗日,如其后不战而退的韩复渠也曾高唱过抗日,同时不排除有人把抗日作为一种反蒋的政治口号来使用。但是可以肯定、也是经过历史检验的,即中国众多的军事集团和地方实力派,在民族危亡之际能够以民族为重。一些军事集团的领袖,在抗日救亡的运动中脱颖成为了民族英雄，杨虎城、张学良便是这样。

在蒋系中央军中,情况也大致相同。多数军人希望能够开赴抗日前线,以血肉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不同的,是他们无法像非蒋系军人那样有较多的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凇沪抗战中、在长城抗战中,他们也显示爱国热忱。但是,这支军队从建立之日起,就被培养成忠于蒋介石甚于忠于国家和民族的信念。其将领们不仅与蒋介石有着与众不同的深厚关系,同时长期的训导使他们深信蒋介石是孙中山的忠实继承人,并具有深远的也就不为常人所能理解的救国韬略。而不抵抗也好,安内攘外也好,都是出自蒋介石的决策。这些原因之下,尽管许多将领对于步步退让的耻辱,对于旷日持久的剿共内战的厌倦,同样具有强烈的感受,但也只好缄口不语。

当枪口对外的呼吁日益强烈时,国民政府属下的军队已呈分化之势,即使蒋系的部队也出现了军心不振。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的民族,这种文化的重要支柱之一便是爱国主义的传统。它表现于人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崇拜和当这一文化遭受外来暴力破坏时英勇不屈的反抗精神。正是这一点,使中国避免了类似古埃及文化、古罗马文化、古印度文化的中断和版图的分裂,使民族绵延五千年。在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年代里,以共同文化心理为核心的民族凝聚力再次显示出内在的能量。它把一切不能容忍民族文化遭蹂躏、国土遭分割、人民遭奴役的中国人团结起来,形成一道无形的长城,抵御外敌入侵。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是民族凝聚力的外在表现形式。按照顾炎武本来的说法,亡国和亡天下具有根本不同的内涵,国可以是皇帝的,而天下实为天下老百姓的,因此它并非像某些人解读的那样意味着效忠帝王。实际上,自古以来它一直就是平民百姓在朝廷不足以取信于民时藉以自救的口号。“九一八”后神州大地广泛出现的救亡运动,也就是这样一种自救的产物。当蒋介石一而再、再而三地轻许抗日诺言却并无兑现时,当眼见旧土未归、新土又丧的可怖现实时,人们怎能再忍气吞声地沉默?当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全国；卖国有功,汉奸弹冠相庆。人们怎能再对政府的安内攘外国策不无异议呢?于是,那种贯穿于上下五千年的责任感和民族良心,驱使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不可逆转的潮流。这种民心所向,决定了国共两大政党的政策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决定了无论何种党派利益都必须服从于中华民族联合抗日的基本走向。西安事变则是产生于这种民众自救大潮中的一波巨浪。这一巨浪，冲垮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封建堤坝，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使中华民族终于在亡国灭种之前团结了起来。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