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中华民族——记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3）

三、何去何从

“九一八”后,中国人民所表达出的意愿,集中反映在要求国民政府出兵抗日,挽救危亡。虽然舆论对政府有这样或那样的批评,甚至说提出不抵抗政策的人是“世界有历史以来,应断无此无耻之国民”。⑧ 但批评在初期并未形成主流,各界仍表现了对政府的信任和期望。希望政府能够积极抗日。从重镇锦州数日之内失落敌手,从热河被日寇128个骑兵占领,从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苦战无援而败,人们看不到政府抗日的决心与措施，事实一再地让人民失望。 由于对政府失望，1931年底开始,全国各界纷纷组织起各种救国组织。当国民政府谋划锦州为中立区时,一些社会知名人士通电政府称:“大难临头,万无犹豫余地,究竟如何决大计以谢天下,请立即以事实表明,否则全民悲愤不甘坐毙,恐有采用非常手段,以谋自救救国者”。⑨12月间,马相伯、黄炎培等发起了江苏国难救济会,宣言:“天下兴亡,匹夫匹妇,皆与有责”。各省人士群起效尤,上海、浙江、湖南、湖北等地均建立起国难救济会。以此为标志,民间的救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上海国难救济会的宣言称:“国非少数人之国,民非少数人之民,国民均有主权,均有责任”。1932年5月25日,全国商会联合会、上海市商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公开呼吁成立“中国废止内战大同盟”,明确提出:“外侮纷来,源于内乱,内乱靡已,由于内战”。故“集合全国人民为废止内战运动”,要求国内各派“停止内战,一致对外”。⑩这个举动，一方面是对国民政府以“训政”为名实施一党独裁的冲击,另一方面则反映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在外侮当前的时刻,广大人民是希望国内政治稳定。民间的救国组织大多还是以拥护政府抗日为宗旨,故很多人希望“维护此唯一之政府,固国家之中枢,防一切之混乱”。(11) 但“珍珠桥”惨案的发生,使得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各界人民对国民政府更为失望。当蒋介石把攘外必先安内定为国策之后,引起全国更多民众的不满。他们无法理解亡国灭种即在眼前，政府却全力去安内。此后,民众自发的抗日活动,便指向了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软弱退让。相当多的舆论,批评了国民政府的妥协外交和不抵抗。舆论指出:“党国领袖,勇于内战,怯于御侮,平时奋发迈进,争权夺利,乱时逡巡却步,互相推诿”。(12)面对日军侵略,“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全国将领,猜贰自私。所谓中央政府,更若有若无”。⒀接着,舆论开始抨击安内攘外的政策。

其一,一些舆论提出“亡中国者,非暴日非共党,乃现在之政治组织,现在之党国领袖”,认为中国政治腐败专制,是导致外患和内乱的根本社会原因。对于中共领导的武装暴动,更有人说是官逼民反的结果,谓:“今日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他们之所以成为匪是因为,“政治之黑暗,内战之绵延,捐税之榨压,官吏之敲诈,豪绅之吸吮,于是而国民经济日益凋敝,人民生活日益穷蹙,民无生路,自挺而走险”。⒁胡适更断言:“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赍寇兵,资盗粮’造成的”。 ⒂ 舆论要求国民政府以治本代替治标,以政治和社会改良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的症结。其二,社会舆论主张以政治方法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以中产阶级喉舌著称的《申报》指出:“今日之共产党,不同明末张献忠、李自成......彼有严密之组织,有共信之主义,有实行之纲领,而又有国际之背景,其产生,其扩大,非为偶然。”“共产主义,今已成为一种根深蒂固之学说,世界各国均可公开讨论,其宣播、其流传,固绝非断绝其出版物、禁止其研究所可遏抑者也。假如一种学说,可以权力禁止而绝其流传,则秦始皇坑儒焚书,今世应无一人能识字矣。假如青年之思想,可以管束而禁锢,则沙皇今应仍为俄国之君主。”⒃ 因此,消灭共产党“绝非武力所可奏效”,“政治如不清明,民生如不安定,则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此为定理,绝无可疑。”⒄为此,《大公报》则呼吁:“国民党以外的反对党,事实存在,不能抹杀”,吾人“原则上同意开放党禁”。⒅ 他们还向国民政府建言:“为民族生存计,为中山主义计,政府必须抱与名更始之决心,另辟和平解决赤祸之路”。⒆ 蒋介石的政敌胡汉民也批评安内攘外是“自杀政策”,提出应从攘外中求安内。⒇ 其三,社会舆论主张谋求国共两党间的合作。在要求停止内战的同时,舆论还要求全国力量的联合抗日,首先是在国共两党之间谋求合作。他们明确提出:对内有所不为,而后对外可以有所为。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与其被外族征服,毋宁在同族中表示让步”。（21）为此,他们愿意承当国共两党之间的沟通者,希望国民党允许中间人士“躬赴江西,径访共党首领,问其能否废战,及如何方能废战,彼共党亦同胞,且多知识分子,对于此代表多数民意之使者,势不能无条件拒绝”。“倘能发见一致之点,则和平之途径启矣”。（22） 还有人主张,国民党亦应“公开的大胆的与共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23）

其四,提出了明确的御侮要求。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24）他在赠鲁迅的一首诗中写到:“养兵千日知何用,大敌当前暗不声。汝辈尚容说威信,十重颜甲对苍生。”（25）这表现了知识界抗日要求和对妥协的不满。《申报》质问政府:“剿匪可以调动大军,而抗日何以不能抽调劲旅？剿匪可以’快做’、‘硬做’、‘实做’,而抗日何以迁延半载有余？但有呼声,终未见其实行？”（26）《国闻周报》发表题为《我们的希望》的评论,提出:(一)我们希望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二)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三)我们希望以对外的“涵养”工夫来对内；(四)我们希望以对内的“勇猛精神”来对外；(五)我们希望以对外的“维持邦交”来对内；(六)我们希望以对内狡猾之手段来对外。（27）

这些社会舆论的导向,反映了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政治力量对救亡的认识。《独立评论》发表的《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向蒋介石献策:第一,“要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第二,“要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第三,“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他们一方面表现了对国民政府的不满,抨击了国民党一党专制、政治腐败、对外妥协；另一方面对中共的暴动政策、土地革命、听命苏联等做法也有大量的批评。危亡在即之时,中间力量率先明确指出:“民族的独立与生存,既为今日惟一之需要”,（28）揭示出民族矛盾至上的历史变化。他们首先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求国共两党再次合作,集中国力抗日,“凡足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无不可用”。（29）他们还提出以改良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以议会民主形式来解决党争的主张。这种超脱于党派利益的政治主张,体现了此一时期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表现出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心的历史作用。但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在一个只有枪杆子才有政治上发言权的社会,由于其缺乏足以影响中国政局的力量,特别是没有武装力量作为这一主张的后盾,所以上述代表历史潮流的舆论，并不能根本改变中国内争日渐尖锐而外侮愈益严重的局面。更大的悲剧还在于,即使如是的批评建议,也不为蒋介石所容。对自由派的舆论界他则采取了暗杀的手段,先是对《申报》“禁止邮递”,随后派特务杀害了史量才等人。此后,相当一段时间,民众自发的救亡活动被压制了,蒋的安内攘外政策被国民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就中共当时的路线一方而言,也不惜以打击一切中间派别、视改良比反革命更危险。当日军的铁蹄踏入中国的华北,平津频频告危。中国民众性的爱国运动,仍然是以学生运动为先导,在华北事件前后再度高涨。这是因为,如当时流行的一句口号所揭示的那样,“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几次局部的抗战曾经激起一个又一个的波澜,但反响更大的还是《塘沽协定》和《何梅协定》的强刺激。消息传出,似乎华北马上会成为第二个满洲国,使人们不由产生民族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

对于这两个协定,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自己也感到不大光彩。于是《何梅协定》没有采取双方签字的形式,而以日方提出备忘录,何应钦复函承诺的形式达成。同时,国民政府全面封锁了新闻,并在相当一个时期否认有《何梅协定》的存在。与此前后,还有杜重远因《闲话皇帝》一文被指责为讽刺日本天皇而立遭判刑的奇闻。更有甚者,国民政府根据《何梅协定》的默契,还颁布了一道《睦邻敦交令》,下令全国禁止任何抗日排日的宣传和团体活动。该令明确规定:“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其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30） 许多救国组织、救国刊物在日本人的要求下被取缔,大批抗日志士被捕入狱。这些使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禁使人联想起满清政府的“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行径。这在中国人民感情和心理上造成的重大刺激是不难想象的,也从另一角度将救亡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这一时期的民众救亡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一二九”学生运动为起点,形成席卷全国的救亡高潮。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参加人数几达百万,并得到各界的支持。二是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为起点,各地的各界救国会有如雨后春笋般问世,至1936年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民众救亡活动进入全国性的、有组织的新阶段。三是此时的中共开始有所反省,接过了中间力量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来打击蒋介石。因而,上述活动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并参与其中。

以平、津、沪三大城市为例,据王健民考证,当时北平的救亡团体有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华人民抗日救国会北平分会、旅平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及其它类似团体十一个。天津则有天津学联会、天津爱国先锋团、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方人民救国大同盟、天津文化界救国会等团体三十个以上。上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与救国联合会、上海小学教职员联合会、上海电影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上海各大学学生救国联合会、上海各中学学生救国联合会、上海妇女界救国联合会、上海职业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工人救国会等团体数十个。（31）

这一时期的民办抗日刊物,“全国不下千百种,单上海一地就有百余种,如《大众生活》、《永生》、《现世界》、《新学识》、《知识》、《东北知识》、《生活知识》、《妇女生活》、《中国呼声》、《中国农村》、《世界知识》”等等,而如邹韬奋主办之《大众生活》发行额达到十七万份以上。（32） 很多刊物在国民政府查封之后重新更名再办,救亡刊物已多到欲禁不止的地步。

这些团体组织的纲领和各种救亡刊物的政治诉求,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各项:一、要求国民政府“改弦更张”,修正安内攘外的政策,所有的军事集团停止自相残杀的内战。二、实行全国总动员,集合全民族的力量一致抗日,收复失地。三、开放党禁,以政治方法解决党争。四、还人民自由民主的各种权利。其核心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总之,伴随国民政府的逐步退让,民间的救亡活动却越演越烈,从而形成巨大的潮流推动中国向抗日自救的道路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