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 做有人民情怀的好干部（5）

三、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守纪律、讲规矩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因此，从建党初期起就一直高度重视纪律建设。咱们一大时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比较简单，一共定了15条，其中有好几条重要的纪律规定，包括党员必须受到当地执委会的监督，对党员从事职业也做了一些限制，必须服从革命需要，公开职业收入。

一大选举陈独秀为党书记时，他正应陈炯明邀请在广东省当教育厅厅长，月薪是300块银元。后来党成立以后，中央就要求他辞职到上海专任党书记，每个月给他多少钱呢？给他30块钱的生活费，是他原来月薪的十分之一。而且由于我们党在刚成立时经费非常困难，他还不能把这30块钱全用于个人生活，要挤出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于出版党的刊物。同志们可能想象不到，我们党的首任总书记生活最困窘的时候，夏天只着一件汗衫，喝两顿稀粥。

我们党在组织纪律的严密性上，还表现在要求党员必须保持和党组织的密切联系，党员迁徙要进行组织关系转移。现在我们有很多流动党员，包括下海经商的干部和农村进城打工的党员，有的一两年不过组织生活，不缴纳党费，这在过去的革命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疯狂屠杀共产党，我们有组织的党员由5万多人下降到1万人左右。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半年时间内就有30万人被杀，其中共产党员是27000人，占了我们党员总数的一半还要多，反动派甚至用满门抄斩这种封建社会的野蛮刑罚来对待共产党人。

井冈山斗争领导人何长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在中组部等待分配工作时，有一次我陪老人去看他，他就跟我讲，当时他们全族都被满门抄斩这种封建社会最野蛮的刑罚杀害了。当时有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抱着刽子手的腿说，“叔叔，你别杀我了。”话还没落，孩子头就滚出去老远。何老的第一个妻子，还有他的大儿子都是在那次大屠杀中遇难的，他没有给我们多讲他的家里人，但是一谈到这个几岁的小男孩时他眼里就闪着泪光，他说我当共产党，你们杀了我老婆孩子也就罢了，为什么连只有三四岁和我几乎没有任何关系的，仅仅是一个姓何的一个小男孩都不放过，他为无辜群众因为自己遇难，而感到内疚。

他还跟我讲了当时武汉反革命屠杀达到的疯狂程度。我们有一个伪装成旅店的地下联络站被破获了，当时反动派一次就抓走了87个人，其中只有店主夫妻两个，还有交通员是党员，剩下的都是不知情的雇佣工人和住在旅店里的客人。开一个旅店总得雇一些工人，总得有客人来，这三个党员都被杀掉了，其他那些不知情的工人和客人也没放过，分别判了5年、8年、10年不等的徒刑。后来，那个法官就把审判结果交给了当时武汉的卫戍司令胡宗铎审批，他把名单接过来，看也不看就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圈，在旁边批了八字：一律枪决，以免麻烦。结果圈画得大了，把呈批法官的签名一块圈在了里面。我们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其实指的就是这个时期。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为了防止一个人出事牵连一片，都采取单线联系的办法。这就造成一个情况，假设一个党组织负责人或者党员联系人被捕牺牲了，就会导致他所联系的党员中断了和组织的关系，这个时候，中央要求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党？怎么找？一个是你知道哪儿有党组织和红军在活动，到那儿千方百计把党组织关系接上，再有就是通过过去一起工作过的熟人和同事，我知道他是党员，我们一起工作过，他和组织有联系，通过他那条线再把关系接过去。但在如此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两三年不见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去找这个党员的时候，对我们这个找党的同志可能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因为你不了解对方现在是个什么政治态度。如果他已经叛变了，你去找他接关系，就等于把自己送到敌人的刀口上去。可我们的党员同志都很明白，与自己可能遇到的危险相比，处在困境中的党组织更希望自己赶快归队。

有位建党时期的老同志跟我讲，他从1927年到1933年这六年间就曾五次中断了和党的联系。有时候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找上了关系，组织关系刚接上没多久，他认识的同志就牺牲了，一切得从头开始，直到1933年以后才没有再中断和党的联系。所以我们党从成立起，绝大部分党员的组织观念都是非常强的，纪律观念非常强。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就讲，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即使独处的时候，即使没有任何人监督都会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现在谍战片非常火，每天晚上打开电视，有几个频道在播谍战片。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一个是军统，特务头子是戴笠，戴老板，这个名字大家都很熟悉。还有一个是中统，在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里，陈宝国饰演国民党党通局代表，党通局其实就是中统，负责人的名字大家未必熟悉了，他叫徐恩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