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
当前，中国并没有挑战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但是，伴随着自身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中国有义务、有能力、有意愿在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框架内做一些事，对现有体系顾及不到的方面相应做一些补充。
现在，中国等新兴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逐渐上升。然而，在当前经济形势不佳的情况下，这些国际机构的主要关注点还是在发达国家，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扶持不够。因此，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推动成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是对现有国际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
在现行体系中，中美作为大国，应该加强沟通，在多边机制里各自承担新兴经济体和发达国家代表的责任，强化政策协调。在沟通、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需要明确中国是新兴市场、美国是发达国家这个定位。
美国著名投资家、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创始人乔治·索罗斯：
西方国家不愿放弃对IMF投票权的垄断是一个“十分短见”的行为，因为这无视了许多经济体影响力的变化，尤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
美国应支持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改革而将人民币纳入其中，以推动中国金融改革的成功，因为这符合美中两国共同利益。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弗雷德·伯格斯滕：
中美两国应合作谋划世界治理架构。美国不支持亚投行的做法“短视”且“伪善”。美国是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导者，但美国近年来多次错失重塑世界经济治理秩序的良机，国内政治的局视性成为美国前瞻性领导力的掣肘因素。主持人：相较于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相对滞后，对抗现象时有出现，您认为中美怎样才能避免危机，发展稳定而积极的军事关系？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滕建群：
中美两军关系从属于两国政治往来，当两国政治关系稳定时，两军关系也会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冷战结束后，面对美国对华军事交流政策的变化，中国军队逐渐走向开放，在透明度上也做出较大努力，包括让美国防长参观二炮指挥所、中国军队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等，以争取两军交流能上新台阶。
相反，近期美国对两军交流却有所退缩，除了有《国防授权法》限制两军交流外，美军有些人比较消极地看待中国提出的交流要求，开始担心中国军力发展将直接对其构成挑战。
但不管怎么说，两军交流作为两国关系中相对敏感的领域，两国元首均认同交流的必要性，所以近年来达成了一系列军事协定或安排，包括海上相遇安排、重大事件通报机制、陆军交流机制等，这些都表明，两军交流总体仍处于积极的状态，出现杂音也是两国政治领导人能够管控好的。
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
一方面要推动中美两军的交流和接触，以增加相互认知、理解和联系，避免误判、危机出现或扩大，另一方面，中美需要落实已经达成的共识，即 “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这两个互信机制备忘录。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亚洲问题高级顾问葛莱仪：
尽管美军向亚太盟国展示了一系列姿态，但美中军方之间开展了更多“坦率”对话，军事交流、联合演习和互信措施也在增加。
主持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举措受到美国等国强烈关切，您认为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应如何管控危机，妥善处理各方关切，保持南海局势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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