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中美关系的另一块压舱石

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非常浓厚的国家，用托克维尔的表述是：“美国人只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认识世界”，换句话说，美国人一直是以自我为中心看待世界。打个比方，在美国人眼中，世界就是一个圆形，而美国就是圆心，中国无非就是圆形中一个比较大的点而已，较为突出，必须重视，却有点碍眼，生怕这个较大的点，成为世界的新圆心。

过去几月来，两国数以万计的外交官、智库学者、商人、媒体人、NGO代表到对方国家，或相互沟通、或转递信息、或营造氛围、或协商分歧。很显然，双方都已关注到了舆论中的一些杂音，尤其一些美国舆论抱怨中国商业环境、批评中国即将出台《非政府组织法》草案、对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感到焦虑、有的还炒作南海形势等等，都希望向对方解释或沟通一些什么真实的信息。一些人对中美关系前景充满担忧。

但笔者认为，这些“低阶次矛盾”的出现恰恰表明中美关系的稳定与进步。相比过去20年来，在两国高层互访或高级别对话之前，美国舆论动辄以中国政治制度和人权说事，渲染中国军力的威胁，或揣摩中国体制的崩溃，当前美国舆论所关注的话题显然更加务实、更加趋于具体事务化。这说明，经历了35年的发展，中美关系已逐渐解决了那些战略层面的“高阶次矛盾”。

2013年，习近平主席概括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现在看来，至少前两个词组已经具有了相当厚重的再保证。至于如何相互尊重，如何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实现相互尊重与合作共赢，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沟通、磨合与协商。中国人对美国应有更大的心理优势和自信心。我们应当坚信过去30多年的对美外交取得的重大进展，坚信当前中美大局的稳固性与广泛性，坚信未来中美两国的发展定能走出“修昔底德陷阱”。这才是中国外交应有的大国心态。

美国精英纠结，但要相信美国人民

中美关系的合作需求与依赖性仍然很牢靠的，但美国智库对中国崛起的看法处于相当焦虑的状态，属于那种空前防范却又无可奈何的状态。随着美国经济部分复苏，美国人自信心的相对恢复，他们习惯性地对中国人耍狠，希望中国能够屈服，但又不敢使蛮力。这正是美国人对中国的纠结心态。笔者在华盛顿拜访了一二十位著名智库学者与官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各异，但共识是，希望中国能真正成为美国的“全球合伙人（global partner）”。

相比之下，美国民众普遍对中国的态度是正面的。加之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为美国人带来的福利，中国进口与对美投资带来美国人的就业机会，尤其像底特律这样破产的城市，在中国投资进入后，渐渐地已活了回来。美国社会对中国人看法，是积极的、正面的、肯定的。这正是笔者对中美关系乐观之处。

当然，与美国民众不同的是，美国精英们的美国价值观观念更重，对国家未来的担忧更重，将国家荣誉放在重要位置。中国的不断壮大，使得这些精英们一时难以转变思维模式。他们认为中国在冲击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有些中国特色的东西，他们难以接受。这些逻辑被媒体放大，反向作用给了精英层形成了价值共振，加重了美国精英层对美国的焦虑。

与此同时，美国的政治精英与商业精英对中国的认知也不尽相同。政治精英喜欢讨论相较大国战略层面下的细小议题，商业精英则更是利益驱动，希望与中国进行贸易与投资合作，进而获取利益。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今年6月的民意调查，67%的美国民众主要对华进行“友好合作和接触”，仅有29%的美国民众主张“制约”中国发展。总的来说，民众比政府更友好，政府比智库更友好。可见，民众是两国关系的另一块压舱石，用很中国化的说法是，“要相信美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