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太平洋容得下什么样的中美两国(上)(2)

张文木:太平洋容得下什么样的中美两国(上)(2)

——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琉球问题上先放任后偏袒日本,那么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它更是乐观其成。

1872年11月发生琉球居民因船只遇难而漂流到台湾东部后船上人员被杀事件。2月,美国驻厦门门领事李仙得为此乘美国船到台湾问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经日本横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将参加过美国1867年侵台活动的李仙得介绍给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10月24日德朗会见副岛种臣,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日本如拟扩张疆域,占领他国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国当乐观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横滨会见副岛种臣,在美国公使德朗及其秘书在场的情况下,就日本侵台事宜为日本出谋划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岛种臣表示愿为日本占领台湾效力,称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台。美国国务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关于台湾情报提供给日本后并未表示反对。[5]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侵略台湾并于4月4日命令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出兵。5月8日,在美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下,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中国随后出兵,日本因准备不足,在10月31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后退回。日本对美国人参与侵略台湾特别表示“感谢”,李仙得于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职,作为外国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绶章。

日本接着在美国的支持下,又马不停蹄地于1875年侵略朝鲜,此前,美国驻日公使宾厄姆特意将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开日本的《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一书赠给井上馨副全权大臣,以壮其行。在日本的胁迫下,1876年日朝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7月,朝鲜爆发反日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民众联合烧毁日本在京城(汉城)的公使馆。中国和日本派军,就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却会同海军上将,出动军舰对日本进行表面为“礼节性”实则为日本助威的“访问”。[6]迫使朝鲜政府于同年8月30日再次缔结不平等《济物条约》,日本获得保护使馆的“驻兵权”。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鲜亲日势力策划宫廷政变,由于中国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但还是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明白:

1876年,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7]这项条约首次改变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8]

为了彻底拿下台湾与朝鲜,日本认识到必须向中国作最终摊牌,并将占领台湾已于与解决“中国问题”总体考虑。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征划清国策》,把战争时间定在5年后,即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9]1893年山县有朋提出为期十年的战略设想,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西方列强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是今后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进而准备获取权益……到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认为“如今后不出10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对清战争。[10]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产提出“我邦必须长期占领台湾”主张,认为:“台湾之于我邦,犹如南门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其他各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占领台湾的第四任“总督”玉源太郎主张:“若在厦门……占据优势,则我帝国恰如彼英国之于苏伊士地峡,在东洋独有同等权力,变决非难事。”[11]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12]。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竟然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谋,提供军事情报等。[13]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近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开赴汉城。[14]9月,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与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会谈,双方针对中国达成默契。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将尊重朝鲜独立主权,建野答日本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关注中国甚于朝鲜,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与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将……使此得到改善。[15]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国两次要求美国与欧洲列强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时,美国予以拒绝。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于10月23日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中国失败,在达到其王朝受到威胁之前,都是有益的经历。这种事情来临之日,就是外国干涉之时。”[16]田贝之子美国公使馆一等参赞田夏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推测日本打败中国并将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这对西方列强是有利的;他在报告写道“日本宣称,这次战争是一次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如果它坚持这种说法,超脱其一已的私利,成为文明的战士,它自己的面前将有一个广阔的行动领域。”[17]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向中国发难,但美国对华政策还是与日本有区别的。从日本方面说,中国的解体对日本是绝对有利,这会使它在一劳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国所独有的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的压力,同时还使自己处于英国一样的利用大陆分裂形势推行均势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国只希望中国主体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国大面积解体。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思想库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8]“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19]在八国联军开进中国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已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20]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21]这就是说,美国支持日本在东北亚的行动只是为了牵制俄国,同时,罗斯福心中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和俄国,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就不能解体。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底线是日本必须崛起以成为牵制中俄的力量,其极限是日本弱不能弱到无力牵制中国而使中美直接对峙,强也不能强到破坏中国和俄国对日本的牵制,并由此造成日本与美国的直接对峙。而“美国所在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操纵者”[22]的角色。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和俄国对日本南向扩张的态度则与美国有相当的不同。19世纪下半叶英国对日政策是希望日本在东北亚扩张牵制俄国以减轻俄国同期在中亚波斯和阿富汗与英国强劲争霸的压力。[23]为此英国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扩张,而沙俄则怂恿日本割占台湾以冲击英国的利益。1874年日本侵台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会得到英国的援助。1894年5月正值朝鲜局势告急,日英双方进行谈判,6月中旬英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7月16日,两国正式签订条约,英国同意取消在日租界及其行政权,废除在日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率,这对日本战时外交是一重大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签字仪式上承认,“这样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其效果确实不少。说其效力比在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也不为过”。7月23日英国政府又对日本表示,若中日开战,不以上海为战场,英国将采取“中立”。[24]两天后,日本便向中国开战,8月1日中国与日本先后宣战。次年4月17日,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均抱着“渔翁得利”的准备。当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当天,俄国正式向德法提出对日干涉的请求,德法随即同意并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作为回报,除“赔款”外,中国还复照日本答应“不将福建省内三地让与或租借给别国”。这个复照便成为日本以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的依据。[25]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蔡畅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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