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抗日烽火

由于我担任过儿童团团长，较早地受到了党的教育和培养，所以，1940年4月21日在高小的时候我就加入了党组织，18岁转正，预备期两年零8个月，当时担任支部委员。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有大批的逃亡学生入关，东北三省沦陷，使当时的我们看到了亡国的悲惨，1940年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各种势力犬牙交错，各种思想泛滥，亡国论、失败论等论调充斥，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各种力量一盘散沙，国民党当局也不让群众议国事、谈抗日，到处都有“莫谈国事”的标语，群众中也存在着抗战是国家的事情与己无关的思想，而且群众对抗日有信心不足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历次对日作战中我国都以失败而告终，像甲午战争等，这场战争会不会也是同样的结果？面对这种情况，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增强民众的信心，让群众知道当前的形势和我党我军的主张，让群众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真正坚持抗战，这样才能把党的领导和群众的信心结合起来，思想上统一起来，形成力量。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发表，拨开了人们思想上的混沌。

当时我担任学校“救亡师”的委员，参加演话剧（那时叫活报剧）、演讲活动，那时演话剧是轰动地方的一个大事，十里八村的人都过来看，便于在活动中宣传群众，号召群众。演出的曲目有《放下你的鞭子》《坚壁清野》《军火船》等，除了演，我们还唱，唱《怒发冲冠》《五月的鲜花》，一直唱到《延安颂》。一想起当时唱“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为了挽救这垂危的民族，他们正顽强地抗战不歇”的场景，到现在还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高小毕业后，最后一场考试考完交卷后我就走了，去考晋察冀边区第八中学。后任八中学生会的委员和冀中区中学学联委员。那时冀中抗日根据地生活条件很艰苦，水灾、旱灾、蝗灾时常发生，组织训练学习都是军事化，经常进行“反扫荡”，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一边坚持学习，一边搞宣传，写壁报、写标语，扫街、为群众挑水。学校还成立了文艺队，到冀中军区的新世纪剧社接受培训，回来后用唱歌、演戏、跳舞的形式来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当时的吕正操司令员和程子华政委在检阅十个模范连时，我们中学也组成了一个方队接受了检阅。

大约是在1942年4月，学校突然接到上级的通知，要进行紧急疏散，因为敌人要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为南下夺取东南亚的战略资源，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大扫荡由此展开，敌人修筑了封锁沟和封锁墙，十里一碉，八里一堡，妄图搞垮我们的人民武装，把整个中国作为日本的后方基地，形势非常严峻。我们整个学校都进行了紧急疏散，当时疏散的原则是“县不离县，村不离村，各自为战，隐蔽坚持，保护革命的火种”，这个原则非常有利于我党我军力量的保存与发展。我和两个同学疏散到浮沱河南的一个村庄，进入5月份，敌人就在浮沱河以北开始扫荡，很快敌人的扫荡就到了我们那里，经过和敌人的周旋我们来到敌占区边缘一个叫赵保庄的地方。当时他们村里各家各户都把临街的门全部封上了，每户之间的墙上都掏了一个洞相连，这样就便于通信、便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