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

文化共享

文化多样性是中华文化的底色和基础，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我国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每一个民族不论大小，历史上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每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都属于中华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为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享有。

对此，顾颉刚先生认为，我们今天享有的文化很多是得益于少数民族的。如商周时期，中原祭仪中较为重视的乐器如钟、磬、琴、瑟、鼗、鼓、笙、萧、柷、敔、埙、篪之类。到后来除笙箫和鼓之外，逐渐被从胡人和羌人传入的胡琴、琵琶和羌笛所取代，成为了今天中国传统的乐器。古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无论男女裹着一条裙子，没有穿裤子的，裤子乃是因为骑马的方便，可见裤子也是胡服。汉族家里死人时，就在空地上焚化纸制的房屋和用具给死者，然而唐朝以前都是用实在的东西或泥制的东西埋葬在坟墓里，纸制冥器乃是辽国的风俗传播进来的。而最近的例证就是长袍马褂和旗袍，而且旗袍还是清帝退位之后大家开始流行的。基于此，他认为不应将这些具有共享性的文化称为汉族文化，应称为中华民族文化。而这种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在今天依然在发展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及人口流动的频繁，西部少数民族的音乐、艺术、饮食、服饰和装饰等等，逐渐被东部地区接纳、吸收和享有，成为丰富人们物质生活，以及陶冶性情的必备之物。

　经济互惠

中国各民族先民为了适应中华大地复杂多样的生态环境以求生存，曾经发展出种种不同的生计方式和类型，导致了各地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差异，而基于这种差异则形成了经济文化共生的关系，以及这种共生关系对各方面利益协调的需求。仅就南北两大区域来看，农业经济和牧业经济之间历史上就一直有着密切的共生互补的关系。其典型的表现就是历史上茶马互市，即农业地区经常引进耕作和运输所需要牧业中的马、牛，牧业地区则需要引进农业地区的铁器和茶叶。1956年，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都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他的这些论述陆续体现在国家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中。

政治一体

我国是各民族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发展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关系，结成了血肉纽带和兄弟情谊，共同捍卫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共同推动了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尤为值得重视的是，历史上虽然有过不同民族政权并立的情形，但是各民族的统治者往往均有一个共同的历史传统，即统一的意识。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在民族问题中，在民族关系上，在民族发展史上，这一意识很重要。有时候，历史上某一阶段某一时期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经济上是分散的，但是这种分散并不妨碍统一意识的存在，甚至有时反映很强烈。如三国时期魏、蜀、吴都自认是正统，北朝和南朝均自认为是中国。近代以来，各族人民在同仇敌忾，共御外侮，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过程中，逐渐缔结为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共同体。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继往开来，正在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事业。

总之，这五个表现有历史依据，也能得到现实的印证，有助于把握和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历史和现实中，多样共存是维护民族平等的前提；血脉相通是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基础；文化共享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基础；经济互补是发展少数民族，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基础；政治一体是强化国家认同和维护国家统一的基础。另外，这五个特征不仅可以深化各族人民对“三个离不开”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为进一步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心理上和认识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