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中国科学家与诺奖擦肩而过 （2）

遥遥领先却半途而废

作为好朋友，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恒花秀武曾这样打趣已故科学家王淦昌：你已经走到诺贝尔奖的门槛上，差一点就跨进去了。

也只能用“打趣”来形容了。

本来有望成为中子的发现者，但德国老师轻视了这个中国青年的建议，使王淦昌留下了“终身遗憾”。

1942年，王淦昌提出一种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用K电子捕获的方法来验证中微子的存在。这个建议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后，美国物理学家艾伦按照该建议进行了K电子俘获的实验，测量了反应后粒子的反冲能量。

“王淦昌—艾伦实验”是世界上第一个比较确切地验证中微子存在的著名实验。这个结果不仅证明中微子存在，也为费米理论提供了坚固的实验基础。

杨振宁和李炳安在合写的《王淦昌先生与中微子》的文章中，称赞王淦昌的这篇论文“是一篇极有创造性的文章，在确认中微子存在的物理工作中，此文一语道破了问题的关键”。

然而，最终因此折桂诺贝尔物理学奖（1995年度）的并非艾伦，也非王淦昌，而是另两位美国人莱因斯和佩尔。1956年，他们在核反应堆做实验，终于测量到了中微子。

物理学是实验科学，诺贝尔奖要授予真正从实验中测量到中微子的人。但持续的抗日战争，造成国内政治动荡。王淦昌有时间阅读和研究中微子，但要从实验中验证结果却成了奢望。而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有了很大功率的核反应堆，这也为从实验上测到中微子提供了可能。

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中国科学家在领先的情况下半途而废，别国的科学家接着做下去，获了诺贝尔奖。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高能物理学家准备与日本同行合作引进质子衰变实验。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试验，中日两国高能物理学家兴趣浓厚，积极性甚高。但在中国一方却未得到管理单位的支持，而日本的科学家独自进行试验，取得了科学上的重要发现，于200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另一个例子，也是在上世纪70年代，我国医师首先发现了用痢特灵或抗菌药物治疗胃溃疡的疗效。若沿着这一方向继续研究，就会弄清胃溃疡的发病和治疗机理。尽管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但终究因与经典理论和传统治疗方法明显违背而不得不终止了探索工作。而澳大利亚两位医学博士却沿着我们已经探出的研究方向继续前进，最终弄清了胃溃疡的发病和治疗机理，于2005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这两件事直到今天都很值得深思。”明廷华说，“对于重大探索性的科研工作，我们的科研管理部门应该果敢支持；在科研工作中，违背经典理论和传统方法，不能进行理性质疑，在事实面前必不敢挑战，这是永远做不出原始性重大科研成果的。”

“诺贝尔奖不是计划出来的”

诺贝尔奖设立100多年来，获奖的科学家已达500多位，有获奖人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了30个。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在屠呦呦之前一直缺席。从事科技管理工作40多年，亲历了我国科技事业曲折发展历史的明廷华，坦言自己“有些遗憾”。

但他认为应该理性看待这些遗憾。“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诺贝尔奖，从根本上来说，是以雄厚的经济、科研实力为基础的，而且是科学研究长期积累的结果。虽然一个国家或地区获得诺贝尔奖不一定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科研实力就强，但经济、科研实力强，科研功底雄厚，自然就会获奖或获得较多的奖。”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由欧美国家包括亚洲的日本基本垄断诺贝尔科学奖的局面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明廷华说。

屠呦呦终于了了国人一桩心事。但明廷华提醒说，不应把诺贝尔奖或在多长时期内获得多少个诺贝尔奖作为科技发展计划的目标，诺贝尔奖不是能计划出来的。

“不必把诺贝尔奖看得太重，但也不应漠不关心。”明廷华认为，正确的态度应当是：遵循科学发展规律，在改革机制体制、增加投入尤其是改善基础研究的环境和创新文化上多下功夫，下苦功夫，摈弃急功近利、急于求成和浮躁浮夸。这可能才是通往世界科学之巅的真正“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