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西合流与变革融合（2）

有了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也就提供了用马克思主义变革传统文化的可能性。因为只有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才谈得上它对传统文化的变革。事实上，毛泽东把原来传统汉学用以治经的“实事求是”方法改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就是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经学传统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本本主义的变革。中国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对传统文化已经做了很多反省和变革。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传统文化的变革，如毛泽东所说，是“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我们不能因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否定对于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或者把这些反省、批判简单地斥之为激进主义而嗤之以鼻。其实，认真而深刻地反省、批判传统文化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所需要的。当然，如何变革传统文化，变革传统文化的哪些方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域中是有差别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变革传统文化，是为了使人们认同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对外来任何新的思想文化的认同，都是将其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与传统文化相融合。否则，外来的思想文化就会被看作是纯粹从外国输入和强加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没有根基的，从而无法获得认同感和亲和力。正是有鉴于此，毛泽东在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时，强调“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自觉地融合传统文化，即将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通之处予以自觉的融合。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时代性、民族性的差异，但两者所要探讨的宇宙、人生、社会、价值之类的根本问题在内涵上是有相通性的。这就使得两者的融合有了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正是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毛泽东在倡导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这一珍贵遗产时，关注当时延安刊物上发表的研究孔子、墨子的思想的文章，强调墨子是“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赞赏研究者“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来了”；肯定孔子有“辩证法的许多因素”和“强调主观能动性”的“长处”等；并且针对把孔孟之道全盘否定为“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的观点，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这就明显地表现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建构中，找出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将这两者处于自在状态的相通之点予以自觉融合的努力。融合这个环节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有着历史的连贯性，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所滋养。事实上，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实践论》以“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为副标题，意味着这是融合了中国知行观的优秀传统，是与贯穿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相衔接的；《矛盾论》指出，形而上学“无论在中国，在欧洲”都长期在历史上存在着，而“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这意味着《矛盾论》继承了中国古代具有自发和朴素性质的辩证法，将其发展为完备的理论。

变革和融合这两个环节，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变革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否弃，同时也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升；融合是在变革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实现的，同时又使变革获得文化上的认同感及亲和力。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对传统文化变革和融合相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有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同时，这个过程将进一步推动中西文化融合，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舞台。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三者对话的综合创新。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