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西合流与变革融合

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关注点。特别是随着“国学热”“儒学热”不断升温，怎样认识、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成为当前思想领域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嬗变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中国中西合流的新阶段；而这中西合流的过程，贯穿着两个互相联系的重要环节，即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以及两者的融合。

在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上，有两种片面性的观点：一是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失真”；二是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将会导致中国固有的文化命脉遭到压抑。这两种观点之所以是片面的，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正确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置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合流的历史进程中予以考察。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开始成为影响中国的重要思潮，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最早在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当时就指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作为来自西方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能够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这与此前80多年来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难以割舍。

中国近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显著区别之一，是改变了其与西方文化隔绝的状态，开始了两大文化的合流。合流并非是两者不期而至的会面，而是说本来源自西方的思想在中国的土地上取得了新的形态。以哲学而言，中国近代中西合流最重要的成果，就是进化论在中国取得了不同于西方的新形态：从原来具有哲学意义的自然科学理论，变成了具有科学意义的世界观。严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进化论称之为“天演哲学”，而这是西方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理气”之辩、“天人”之辩相结合的产物。他指出，“天演”作为进化过程即“始于一气，演成万物”，还说赫胥黎的进化论“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是从进化论转变而来，这个历史事实本身表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五四”以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对“五四”之前的中西合流的发展和推进。

事实上，李大钊对此是有着自觉意识的。他明确主张“东西文明之调和”，以为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创造调和东西文明的新型文明，“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种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这表明，李大钊认同马克思主义，是与继承和发展近代以来中西合流的文化转型的自觉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用“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的相反相成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就鲜明体现了中西文化的融会。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中国中西合流的新阶段，这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进化论而成为指导人们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界观，更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这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表述中国社会理想前景时，一方面指出将经过人民共和国走向世界大同，另一方面强调没有“个性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这和李大钊的“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的表述一脉相承。这绝非巧合，而是表明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近代中西合流的历史进程推向了新阶段：中国文化的精神产品将克服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而具有世界性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近代中西合流的产物，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无疑是内在于其中的问题。所谓内在于其中的重要含义，是指作为中西合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始终存在着变革和融合这两个有着内在联系的环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时代性差异：前者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时代产生的无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后者主要是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形成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变革传统文化的过程和产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指出，“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和改造自己的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并认为“要使辩证法唯物论思潮在中国深入与发展下去”，就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没有对于传统文化的变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法在中国显示其影响的。这样的变革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当西方列强的炮火把中国“轰”入近代以来，西学蜂拥而入，到五四时期，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已在中国得到了比较广泛的传播，这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以西方近代思想文化为直接背景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因而毛泽东把十月革命后找到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对在这之前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延续和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