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与展望（4）

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

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对于大多数世界事务都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形成了差异化的国家利益认知，因而也采取彼此敌视和冲突的应对方式。然而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也开始出现融合或重合。这一方面是因为全球化使各国形成利益共同体，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很多世界性的挑战需要共同应对才能解决。面对全球未来充满变化和不确定性，破坏性的变革在一个地理范围或功能领域内将快速传播，传统的国家关切，包括主权、人权、统治方式等问题需要重新评估。

面对日益逼近而长期性的全球性挑战，任何一国都无力单独应对，中美合作是全球未来的关键和希望。目前，中美两国同时面对全球气候危机、资源匮乏、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跨国犯罪等诸多不稳定因素的挑战，在稳定国际秩序、维护世界和平、确保能源安全、核不扩散等领域面临共同威胁，存在共同利益。这种应对需求和利益需求是中美继续深化和开展合作的基础，又从低级政治领域反过来扩展到高级政治领域，成为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变量和关键问题领域。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高级政治领域的合作曾经在70年代开启了中美从对抗走向缓和的新路径，但也曾经因为冷战结束而逐渐式微。尽管在“9·11”事件后曾一度迅速增强，但随着中国实力崛起增速和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再次受到挑战。由此可见，高级政治领域合作的可能性、功利性和有效性并不必然会导致合作一定会出现或可以持续。所以，未来中美两国依然处于不断试探和适应过程中。新型大国关系的特点应该也必须包括更加协调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危机管控能力、军事合作的深化和制度化以及在亚太地区建立非排他性的经济与安全体系。因此，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两国需要妥善有效管控分歧，聚同化异，把矛盾点转化为合作点。合作不仅可以继承原有利益，强化现有利益，而且可以在未来开创新的利益。相反，如果无视这种路径依赖带来的战略性惯力，强行改弦易辙，那么中美任何一方都将面临难以承受的利益损失。这种损失不仅存在于可以直观计算的经贸领域，而且存在于无法估量的政治、军事、安全、社会等几乎所有领域。

毫无疑问，“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提出以来，中美两国已经达成了诸多共识，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两国关系依然处于不稳定状态。换句话说，中美两国已经明确了合作发展的秩序框架，但在具体问题领域和实践中，依然不断出现摩擦、龃龉或停滞不前。如同船只的有序航行不能完全依赖于航道和信号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良性发展也显然不能仅仅依靠两国的共识而一劳永逸。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两国高层能够发挥“掌舵者”的作用，在中美关系出现“波折”或“停滞”的关键时刻能够不断注入积极的正能量。

目前，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将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权力增长控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坚持符合国际法规范的和平发展路径，以打消美国对华实力增长和战略意图的恐惧与不安？同时，美国是否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来合理看待并接受中国实力持续性增长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动，而不是一味按照安全困境的逻辑来遏制中国的发展？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的一个重大意义就在于，双方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复。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奥巴马总统则表示，美国欢迎中国和平崛起，也希望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重要作用。这实际上是对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分别做出的“战略再保证”。

中美关系并不一定只存在“冲突不可避免”的悲观论和“冲突让位于合作”的乐观论两种可能。事实上，中美关系很可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中美关系也是这样，并不存在“注定的命运”，未来怎么样取决于我们今天的选择。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并不是一时权宜性、策略性的政治需要，而是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根据国际格局变动和世界发展趋势而做出的战略性决定。这一决定的成功固然取决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努力，但也同样取决于美国的反应和互动。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两国高层积极互动的努力下，进一步拓展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务实合作，不断深化战略互信，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并使之限制在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框架内，中美关系就能够不断取得新的具体成果，开创不同于历史上大国政治悲剧的新未来，实现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了关键的历史当口。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开创中美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为中美两国人民幸福、为世界各国人民幸福作出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