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与展望（2）

中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路径”塑造与依赖

经济学中经常用“路径依赖”来解释历史因素对于现在决策的重要影响力，即过去的决策如何影响到现在和未来的一系列决策。人们一旦做了某种选择，就再也难以轻易改变，成本和惯力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甚至“锁定”前进的轨迹。我们发现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美之间也存在这种“路径依赖”。上世纪70年代中美合作的政策选择塑造了通往今天的“路径”，反过来这种路径强化了继续这条道路的“合法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两国由于意识形态差别和战略选择冲突，一度维持敌对状态，但这种状态被国际体系的安全压力所打破。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末，中国面临的国际战略环境越来越严峻，中国当时的军队总数曾一度高达600余万人，军费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从60年代初开始，苏联逐渐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安全威胁。为了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威胁，最终迫使中国调整对外战略，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两个相互敌视的国家再度“握手”，随着尼克松访华的破冰之旅，中美两国开启了战略合作的新路径。

该路径一旦被选择，它就对之后中国的战略选择形成了“强化”和“惯性”影响。与美国改善关系，不但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也让中国接触到西方世界的文明成果，认识到自己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改革开放的催化剂。针对国内部分认为中美改善关系只是权宜之计的声音，邓小平作为中国当时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明确指出这是一个战略决策。邓小平的判断明确了中国对美政策的延续性，显示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对六七十年代对美政策的“路径依赖”，同时也成为此后中国调整对美政策所依赖的“路径”。

事实上，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施和深化，这种“路径依赖”越来越强化。中美两国分别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源、市场、资金、技术等诸多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开展经贸合作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而随着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两国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也逐渐增加，不仅成为稳定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而且成为强化两国继续合作“路径”的最主要因素，为发展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奠定了基础。一方面，这种路径依赖使中美之间的合作形成巨大的惯性冲力，产生飞轮效应，将合作的领域从最初的安全领域扩展到经贸和金融领域，进一步强化了两国合作的既定方向。另一方面，这种选择已经逐渐进入锁定状态，要想脱身非常困难，因为这将付出巨大的政治、军事以及社会、经济代价，是两国政府和人民难以承受的损失。

中美两国在长达40多年的交往中，已经形成巨大的利益共同体。这对现行的中美合作形成强烈的需求预期：只有巩固和强化现有合作才能保障彼此的利益。否则，长达40年的前期投入和努力都将付诸东流。这种经济学上的巨大的“沉没成本”，让任何试图改变中美合作路径的努力都难以奏效。现在的中美之间，不仅有核武器所带来的相互威慑，而且存在巨额贸易关系以及共享的利益和挑战，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述：“合作是实现利益唯一正确选择。要合作就要照顾彼此利益和关切，寻求合作最大公约数。”所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双方在总结历史经验基础上，从两国国情和世界大势出发，共同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