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生育自由权与国家政治的互动

个人生育自由权与国家政治的互动

摘要:显然,在中国,50、60、70年代这30年间出生的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象。这30年间,至少有两次生育高峰。这些严格遵行了“一胎化”的“高峰人口”,将构成中国老龄化社会的主力。而所谓错后的压力正在于此。

今天(10月30日)写评论,不谈中国有关“二胎”的事,好像有点说不过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的本来主题,是讨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但是,昨晚该会闭幕的新闻,尽为“二胎”的消息所遮盖。不独中国,外国许多媒体也都把这一消息列为头条。有中国媒体不完全统计说,有关中国“二胎”的新闻,占据日本第二大报《朝日新闻》网、美国《今日美国》网、《纽约时报》网、彭博通讯社网、有线电视新闻(CNN)网、合众国际社网、英国《卫报》网、《金融时报》网、路透社网以及俄罗斯卫星电视网的头条。

完全可以想象,在人们今后的记忆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与“二胎”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实际上是个人的生育自由权与国家政治互动的一个时代缩影。一个中国城市家庭准许生养两个孩子的政策,也正如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一胎化”政策一样,将深刻地影响未来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所有方面的发展。

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国策”,在当时以及其后几十年中缓解了此前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增长不足所带来的压力,实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提高中国人均生活质量、扩展政策实施空间的不得已之选。这种政治选择,以国家体制作为动员和实施基础,用计划经济体制结构中的嵌块——“单位”把国家政治与个人密切地结构在了一起,由此在几十年时间里严格而有效地推行了“一胎化”政策。这样的政治、政策及其动员和实施能力、效果,确可称为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以往历史上的人口生育及人口增长,是自然调节的结果。在此,个人生育自由权与人口增减之间的关系受限于“自然”。生育权自由度的大小,与人口增减之间,并非纯粹的正比例关系。经济、社会条件甚至政治、文化状况,都会影响人的平均寿命,从而影响代际更替的速率,进而影响人口数量的变化。更不用说战争、流行性疾病等因素对人口增减产生的影响,以及科技进步、医疗改善对人口代际更替产生影响,从而对社会人口结构产生的巨大影响了。

国家政治对人口数量增减的直接影响,也可在中国历史上找到案例。在清朝,当地丁税合一时,人口数量少有增长(或至少在官方调查名册上不增长);而当摊丁入地法施行之后,中国人口则一直处于增长之中。人口数量的一增一减,不仅仅是人类自然婚配和生育的结果,也是生育自由权与国家政治博弈的结果。由此例可见,国家政策不利于人们行使生育自由权时,其所带来的结果还不单独是人口数量的增减,而且还伴随着因瞒报或多报人口数量而产生的社会道德风险。

中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的一个家庭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把当时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和社会建构压力错后,并且在错后的过程中改变或部分改变了压力的性质。因此,在所谓“放开二胎”后,如何以更新的政治运作和政策措施来弥补因政治和政策转向所带来的代际间公平问题,以及其他潜在但却必定会发生的问题,都是不可回避的关联问题。

显然,在中国,50、60、70年代这30年间出生的大部分城市居民,都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象。这30年间,至少有两次生育高峰。这些严格遵行了“一胎化”的“高峰人口”,将构成中国老龄化社会的主力。而所谓错后的压力正在于此。

责任编辑:郭浩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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