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干部能“下”的重大改革创举

长期以来，干部能上不能下、能进不能出的问题，始终是制约干部工作的难点所在，是干部队伍建设中的痼疾。这种痼疾，客观上造成干部队伍的体量较大，“肥大症”现象突出；同时，更使得一些不合格、不称职的干部长期滞留，进而演变成阻碍干部队伍健康发展的毒素。2015年7月28日，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重点聚焦干部能“下”的问题，从制度上厘清了干部“下”的界限。《规定》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们党在领导干部能“下”的问题上迈出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

对干部能“下”作出刚性规定，补齐了干部制度长期的短板。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逐步废除了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完善了领导干部退休、任期、交流、问责等制度，推进了干部制度改革和能上能下问题的解决。但总体看，干部能“下”还存在制度短板，能上能下的双向机制并没有真正形成。用什么样的干部是用人导向，不用什么样的干部同样也是导向。只有两个导向都界限清晰，干部队伍方能始终处在活水循环状态。《规定》把着力点聚焦在干部“下”的问题上，明确了干部“下”的6条通道，包括“到期退休免职”、“任期届满离任”、“健康原因调整”、“失职问责处理”、“不适宜现职调整”和“违纪违法免职”等，真正在“让无为者无位、务虚者无位、违纪者无位”上划出“硬杠杠”。《规定》还在多方面征求意见、严格论证、明确标准的基础上，对干部下的原则、下的方式、下的程序、下的渠道等环节都作出明确规定，补齐了干部制度长期存在的短板。

明确不称职干部的调整措施，破解干部能“下”的瓶颈制约。影响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难点，是把那些没有大过、没有严重违纪违法行为，但在其位不谋其政、能力素质不适应的干部调整下来。由于受到传统的“上荣下辱”、“下必有错”陈旧观念束缚，“不到年龄不下、不犯错误不下”已经成为干部工作惯例，客观上形成了“庸者集聚”的负面效应。实现干部能“下”，关键是让那些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能够“下”得合理合法、“下”得服众服气，“下”得真正能够起到激励干部队伍建设的作用，这就要对干部制度调整作出科学设计。《规定》的最大突破和亮点，就是按照“从严”的要求，重点对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干部作出明确规定，梳理了当前干部“不适宜担任现职”的十种具体表现，其中包括“品行不端”、“违背社会公德”、“裸官”等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这些具体标准，既能够在干部队伍中树立起“无功便是过，平庸便是错”的从政理念，同时也让不称职干部“下”得有理有据，心服口服。

完善干部“下”的出路安排，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解决干部能“下”的问题，特别是调整不适应担任现职的干部，绝不应简单地“一下了然”，正确把握政策界限，做好后续工作，注意保护干部干事创业、改革创新的积极性是完善干部能上能下机制的关键。为此，《规定》提出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应当根据其一贯表现和工作需要，区分不同情形，采取调离岗位、改任非领导职务、免职、降职等方式予以调整，对非个人原因不能胜任现职岗位的，应当予以妥善安排，使每一位“下”的干部都能适得其所；对调整下来的干部，要给予关心帮助；要加强思想工作，有针对性地加强日常教育管理，使被调整的干部卸下思想包袱；对调整决定不服的，可以申请复核和提出申诉。《规定》还提出对“下”的干部也要实行动态管理，在组织调整影响期满后，对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突出，因工作需要且经考察符合任职条件的，仍然可以提拔任职，使这些干部还有机会能“上”得来，真正打通干部“能上能下”的渠道。

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保证干部能上能下制度落地生根。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有效执行。把干部能上能下的制度真正落到实处，重点是增强党管干部意识、落实领导机构在干部工作中的责任。因此，各级党委要把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作为全面从严治党、从严管理干部的重要内容。《规定》的落脚点是建立健全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工作责任制，提出党委（党组）要承担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是第一责任人，组织（人事）部门要承担具体工作责任。在落实“两个责任”的过程中，要切实做到“三管三严”，即“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形成一套督促检查的办法，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各级党委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制定落实实施细则，保证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形成良好的用人导向和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