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朵金花”成就不容否定（2）

探索和追问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被视为“五朵金花”之首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热议西周封建说、战国封建说、魏晋封建说等不同观点渐渐发展为对如下问题的思考：人类社会是否只能按照一种单线的发展模式行进？马、恩当年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否能作为世界各地区社会发展过程的通用模式？

在奴隶社会是不是人类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的问题上，形成了明确的不同意见。主张奴隶社会并非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的学者认为，马、恩关于奴隶制的理论主要是以分析古希腊、罗马社会为基础总结出来的，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典型或特殊情况，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类社会的普遍发展规律。具体到中国历史，他们大都认为中国没有经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因为中国古代社会有着明显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发展途径。但仍有学者坚持认为不能轻易否定奴隶制在历史上的存在现象，尽管不能绝对地理解为一切国家民族都必经这个阶段，但是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奴隶社会的存在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他们也不能认同“无奴论”者宣称的中国无奴隶社会已“深入人心”并成为“定论”的说法。

进入21世纪后，讨论的焦点由“奴隶社会”转向了“封建社会”。问题始于对“封建”一词的循名责实，即中国先秦时期的封邦建国、封建制等的“封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里的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并非同义，近代中日学者以中国故有的“封建”概念对译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lismus一词，并将秦至清称为封建社会，使得在概念的古今转换、中西对接过程中，“封建”的含义发生了“泛封建化”的“偏误”。部分学者据此对于中国秦汉以后至明清时期的历史是不是类似西欧中世纪的社会形态、中国究竟有无封建社会提出质疑，或提出中国的这段历史应该有自己的特殊性表达。但也有学者认为，“封建”概念是历史地变化着的，不应该用凝固化的老概念去“匡正”人们鲜活的历史认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提出“封建地主制”理论，被中国革命的胜利证实是正确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封建观的继承和发展。把它贬为“泛封建观”，指责它“与马克思封建社会的原论相悖”，是站不住脚的。更多的学者主张应该对秦至清朝的历史阶段做出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特征的理论分析和概括。

对中国古史分期不同阶段社会性质的追问与回应，从根本上看，反映的还是对用社会形态学说解释中国历史所持的不同态度，而“封建”名实之争却已隐然触及长期以来成为定论的革命史话语体系。对问题的讨论目前虽暂时处于停滞状态，但是从宏观视野探索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进程仍然对学者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事实上，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十几年间，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古史分期和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如以“上古”、“中古”的进化时段分期，以洪荒、邦族、封建帝制分期，以氏族、宗法、地主封建分期，以酋邦、王国、帝国分期等。各种观点是否较为合理地解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特征尚需时间的检验，各种观点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分歧，各种观点在短时期内尚难被学界普遍接受或认可。不过，根据中国历史发展的自身特点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内部结构考察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不仅是历史学者的共识，也是努力的方向。

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到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五朵金花”之首并形成众多分期观点，从努力结合五种生产方式解释中国历史发展阶段，到着力依据中国历史发展特点“重构”中国古史体系的尝试，尽管其研究与讨论过程潮起潮落、跌宕起伏，却无处不见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深刻影响。正如马克垚所说，“社会形态学说是一种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正确理论和有效方法”。结合社会形态学说探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所形成的诸说并起、互相辩论的局面，实际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学以整体、宏观看待历史为特征的研究范式的全面实践。李振宏认为，凡是涉足这些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史学家，不论持何种分期观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已经“变成了一种思维理性和思维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