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全面”与国家发展动力重构（3）

国家发展动力的评估

国家发展动力的评估，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方面就评价本身而言，难以跳出政治体系的自我逻辑和理解；另一方面，就动力本身的属性而言，结构形态上既可以是要素也可以是体系，存在类型上既有量化部分也有不可量化部分，评价方法上既可定量又可定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要做到科学评价，首先就要对中国今天的发展与成就做出一些前瞻性的认知。中国今天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国际贸易份额、全球影响力等权重指标已经大幅靠前，后续中国可能面临一个最重要的时间窗口，GDP总量超越美国位列全球第一，这必将对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产生重大冲击。中国已由全球化的重要参与者逐渐转变为领导者和引领者，我们在对中国发展动力评估时，就要事先对这些未来性积极变量做出认真考量，要把过去习惯以欧美为重要参照的外生性评价转变为以中国领袖大国为主的内生性评价，中国的发展成就和愿景必将超出欧美体系的范畴，必须要确立一套以我为主的中国标准，该标准必将会因中国国际地位的积极变化而极具国际性，我们理应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次，在对中国国家发展动力的评估上，要对现代化的科技因素与制度因素进行有效区分，技术上落后可以继续学习赶超，但制度上一定要充满自信并不断完善。最后，要对改革开放的阶段性做出有效区分，要看到输出性改革逐渐取代输入性改革的必然性和趋势性，尤其伴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资本、管理、技术、价值观、文化的输出进程必将加快。

基于上述分析，国家发展动力评估应该主要包含以下几个重要维度。

第一，创新驱动能否突破。我国依靠要素成本优势所驱动、靠大量投入资源和消耗环境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从发展上看，主导国家发展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只有不断推进科技创新，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有落实好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深层次问题，理应把创新能力能否突破作为评价国家发展动力重构成败的首要标准。

第二，发展效益能否提升。一方面，我们要看到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成就和社会文明成果，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承载的压力和困境。中国发展遇到的最大困难是结构性问题，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民族宗教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社会阶层结构、文化结构、人口结构等方面的红利都在逐渐消耗，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根基尚未牢固，人权、法制、民生、效率、公平等更高层次的统筹难度正在逐渐加大，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发展效益的优化，提升发展效益就是营造发展环境和激发发展内生动力。粗放式发展让位于集约型发展、数量型发展让位于质量型发展、外延式发展让位于内涵型发展、局部发展让位于全面发展，必将成为中国发展重塑动力的不二选择。

第三，发展代价能否减少。中国以往赖以发展的要素红利正在消失，老龄化制约了人口红利，城镇化结束了廉价土地，法制和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终结了低法制、低人权的透支红利，改革深水区的难度抑制了改革红利释放的速度。一旦旧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终结，就意味着传统的发展成本支付系统开始失灵。如何让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真正做到统筹兼顾，关键是要降低发展代价，扩大发展收益和盈余，抵消发展红利减损，重塑发展要素支撑系统，确保实现平稳发展、科学发展、循环发展，这是衡量国家发展新动力成色的重要考量，也是发展晋级对动力系统提出的内在要求。

第四，发展风险能否管控。随着发展体量增大、领域增多，中国发展的波动性将会逐渐增强，开放市场与全球经济波动的关联性将会逐渐增大，中国发展的风险管控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在国家转型升级的发展动力重塑过程中，有效提升各级政府的专业化水平、增强国家发展风险管控能力、打造风险防范系统和应急机制、筑宽筑牢国家发展的“护城河”和“防火墙”，势必成为现代国家发展动力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风险管控的能力和水平、风控体系的水准和专业下沉度，也必将成为检阅一个国家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

第五，政治社会稳定能否保证。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无疑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在政治逻辑上极大强化了对经济高增长的依赖。就“拉美陷阱”的发生来看，用经济绑架政治是一种危险的做法。经济增长不足以解决发展的所有问题，发展的框架结构也不应该只有经济一个准绳。国家的政治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维护都有对经济增长的强烈需求，但经济高速增长不必然带来这些领域的安全提升，增长也不必然就是发展。因此，在国家发展动力的构造过程中，一定要走出GDP的单向度崇拜，同时注重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等方面弥补短板，真正夯实托举中国社会长远发展的制度基石、社会基石、精神基石和生态基石。着重把发展成就转化为政治稳定的利好，用政治稳定去支持、维护和规范发展，努力实现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共赢，这是中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发展动力重构的应有要义。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