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批语》(1978年4月-1979年12月),是组织与领导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一组批语。指出,过去搞的错案、冤案,一定要抓紧纠正,愈快愈好,拖久了更被动。我们党内政治生活,由于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弄得太不正常。党内正常生活必须严格恢复起来。对一切人的复查,一定要着眼于大是大非、敌我性质的区分,不可在细微末节上费工夫,要敢于实事求是。
《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979年3月),是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分别同《人民日报》、《理论动态》编辑部有关同志,以及在中共中央党校、中央宣传系统所属单位有关会议上讲话、谈话的节录。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错了没有呢?没有错。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许多同志不懂。我们要尊重实践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的,所以我们要研究新问题。还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讨论,起了解放思想、面向实际、真正地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巨大作用。要继续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坚持这个原则:实践证明是对的一定要坚持,实践证明是错的一定要改正。
《落实干部政策,关键在于实事求是》(1978年9月25日),是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指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1979年1月18日),是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同志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指出,理论工作务虚会,要分清是非。分清是非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今天摆在理论宣传工作者面前的,有这样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继续扫清我们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和解决伟大转变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新的实践密切结合起来,使理论工作从实际出发又能走到亿万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的前头,生气勃勃地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飞跃前进。这是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
《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批语》(1979年1月-1982年12月)。指出,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认真抓一批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并且反复核实,严格实事求是,充分说理,予以大张旗鼓地报道,向全国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知识分子,无论是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文艺界、科技界和教育界确实还有一大批人的政策要落实,有更多的人可能是落而不实,有关部门要亲自抓,联合抓。要经常掌握情况,亲自去办,一竿子到底。狠抓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主要不是靠一般号召,而是靠检查督促,要不断地检查督促,发现一起就解决一起,抓住不放。谁不落实,就严肃批评。
《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9年10月5日)。指出,邓小平同志讲的组织路线还没有解决,就是说我们还没有把纷繁复杂的组织工作,用明确的、科学的语言概括出来,像政治路线、思想路线那样具有法规的性质,为全党同志所理解和掌握,并遵循这条路线前进。新时期的组织路线就是,要使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工作能够促进和确保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就是使我们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去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当前党的组织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提高全党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坚定性、积极性、创造性上,或者说放在提高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坚定性、积极性、创造性上。
《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1979年10月9日),是在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发言。指出,讨论经济问题,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虚实并举,多谋善断。二十多年来经济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是:没有真正集中主要精力搞经济;经济建设实行了一条不对头的方针;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的发展。还指出,速度问题、平衡问题、简单再生产同扩大再生产的问题、利用外资的问题,是经济工作应该研究清楚的几个问题。
《在北京郊区考察工作时的谈话》(1980年4月26日、27日)。指出,首都究竟要搞成什么样子?首先要解决城市污染,否则叫什么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要将北京的旅游事业搞好。首都不搞安定团结,不搞方便群众,不行。北京服务业紧张,这关乎安定团结和方便群众。把北京的树种起来,是一件大事。要用美化环境来引导群众改变社会风气。还指出,我们农业的教训,最重要的两条:想得太窄,限得太死。要富起来,一个是干部、群众人人出主意,一个是政策要对头,要搞多种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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