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则》既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又吸纳习近平廉政勤政思想，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弘扬
这是《准则》的突出特点，而且到处可见。在此，仅以《准则》对全体党员廉洁自律所提出的“四个坚持”为例，说明其中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弘扬。
《准则》第一条要求正确处理“公”与“私”的关系，强调要“先公后私”。朱熹说：“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明确要求他们“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并希望他们能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先公后私”思想，在《准则》中得到了充分发挥。
《准则》第二条要求正确处理“廉”与“腐”的关系，强调要“崇廉拒腐”。苏轼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反腐问题时，强调“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而且尖锐指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正是以商鞅之“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来提出警示。基于“从善如登，从恶如崩”的古训，习近平总书记告诫人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准则》第二条关于“崇廉拒腐”的要求，既体现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又是对习近平廉政思想的贯彻和落实。
《准则》第三条要求正确处理“俭”与“奢”的关系，强调要“尚俭戒奢”。褚遂良曾正告唐太宗：“奢靡之始，危亡之渐。”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调研指导时指出：“我们一定要牢记‘奢靡之始，危亡之渐’的古训，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时，他强调要学习弘扬焦裕禄同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奋斗精神，以及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殊化”的道德情操。因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所言：“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能不能坚守艰苦奋斗精神，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准则》第三条的“尚俭戒奢”，不但集古训之精粹，而且赋予其极富针对性的当代意义。
《准则》第四条要求正确处理“苦”与“乐”的关系，强调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传统文化中，就有“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观点。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更是明确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曾指出：“综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都会跌宕起伏甚至充满曲折。‘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他在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上，再次强调“要发扬当年陕甘宁革命老区党员、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高尚精神”。《准则》第四条关于正确处理“苦”与“乐”关系的要求，把古今苦乐观融为一体，充分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精神瑰宝。
◆《准则》坚持正面倡导，与《条例》的负面告诫相互呼应，使高位立德和底线立规有机结合起来
《准则》都是肯定性的规范，即从正面提出要求党员或党员领导干部“应该怎么做”，变以往的“不准”为“自觉”。《准则》将旧版的“8个禁止”“52个不准”等否定性的规范，统统移入同步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简称《条例》）。而新修订的《条例》，则属于“负面告诫”，并列出许多“负面清单”，以否定性的规范表现出来，明令禁止各种违反党纪的行为。
《准则》与《条例》各有侧重，但又相辅相成。前者坚持正面倡导，后者则是负面告诫；前者是明确规定“应该做什么”，后者是则明确规定“不应该做什么”；前者属于高位立德，后者则是底线立规，如此把肯定性要求和否定性“红线”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全范围地规范全体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从而不给任何违纪或非廉洁行为以任何可乘之机。这是《准则》和《条例》的重要特点，也是其优势所在。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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