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动地方改革的积极性？

原题：进一步调动地方改革的积极性

中央各项改革方案出来后，接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执行。2015年年初，习近平在中央深改组第九次会议上强调，要确保各项改革落地生根。由于这一轮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领域广、力度大、方案多、任务重，因此，要让其广泛落实到全国各地，是一件难度超常的事情。尽管中国是个单一制国家，地方政府有义务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但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纵向治理的复杂性不容忽视。如果地方干部对某项政策不上心，他们也有各种办法消极应对。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方面拥有某种事实上的主动性。

这是让历届政府都感到头痛的一个问题。毛泽东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改革开放之后，权力进一步下放到地方，一方面调动了地方改革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地方各自为政，中央调控乏力的局面。后来，中央通过实行分税制改革，增强了财政力量，并且通过组织和人事方面的柔性控制，保证了中央的统一权威。同时，中央通过下放土地出让金给地方等经济激励方式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

在各方面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同时，伴随着经济新常态，地方做事的积极性也下降不少，这是不得不面对的客观现实。李克强在基层调研时，了解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但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就笔者的调研来看，这几乎成了阶段性普遍现象。据有关报道，原本对GDP数字十分敏感的一些地方政府，仿佛一夜之间“脱胎换骨”了，对中央一些微刺激措施，感觉比较迟钝，不愿意去落实。对于中央要求的简政放权，也是变着法儿玩花样，权可以放，但钱不能少，甚至变本加厉多收钱。李克强说：“我听到反映，某个地方本来群众办一项手续需要到现场，交100元手续费，现在改革以后，人不用来了，直接发电子邮件，网上办理，但收费一下从100元涨到500元。”

在以顶层设计为特征的全面深化改革阶段，适当加强中央权威是有必要的，这是改革落地生根的重要保证。但是，如果地方大面积地失去改革积极性，中央权威的加强所产生的积极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然而，在目前的局面下，地方的改革积极性从何而来呢？客观地说，地方干部在权力的夹缝中有被妖魔化的感觉。有地方干部坦言：“中央是好的，老百姓好的，只有地方干部是坏的。”其实，大部分地方干部并非不想做事，但需要一定的条件：其一，要有事可做；其二，要清楚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其三，积极做事的干部要受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