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为哲学的西方马克思主义（5）

从总体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失败的哲学沉思。这些沉思虽然包含着深刻的政治意蕴，但是很少具有直接的政治性；相反，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前提的再思考被看成是成功政治的必要的先决条件。而且，为了获取这种再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乐于与“资产阶级”哲学相周旋，对它们既批判又加以利用。于是，黑格尔的精神由于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动荡和变化得到了复活，弗洛伊德理论的影响可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作品中感受到。纳粹的兴起及其后续结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中心转移到了法国，并经历了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作为哲学探讨的支配模式的相继出现。尽管如此，所有这些思想模式的首要目的都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以此不断地激发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人们确实可以怀疑，这些思想模式是否真的能与可以被确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东西相兼容，但它们的确把马克思主义探讨的视域扩大到了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相当有限的视野之外。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及其对政治文化的重要意义，马尔库塞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运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的激烈批判，所有这些试图补救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弱点或不足的尝试，都产生了各自的关于哲学、政治和社会的不容忽视的文献，尽管有时它们也相当盘曲难解。

在其主要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可以被看成是这样一种尝试，它试图向后返回到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向前寻求与晚近的社会学方法(主要是韦伯的启发)相结合，从而达到修正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目的。对黑格尔的批判的、哲学的和反思性的遗产的继承，使得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拒绝了马克思主义通过经济基础解释和改变社会的传统方法，甚至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普遍科学。他们并不想浪费时间去讨论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即一种认为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具有同样的辩证性的教义。他们一门心思想建立的是一种社会理论，而按照他们的观点，这种社会理论主要是一种文化理论和意识理论。

世界形势的发展相当强烈地影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种更加上层建筑化的路径。工人阶级的斯大林化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被迫流亡，从而失去了参与实际政治的机会。面对这样两种困厄，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一些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似乎未能正确地对政治的复杂性作出评判。他们对政治的悲观只能使他们把兴趣局限在诸如认识论和美学这样的主题上。由于西方革命前景黯淡，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将注意力转向哲学这样的明显远离政治的学科。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于政治，这种远离政治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脱离实践的纯粹的学术。他们的共同特征因此也许可以这样概括：他们的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一种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和批判工具，而不是政治性实践指南。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全然否定。通过把分析扩展到被其先辈忽视了的领域，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献。这些文献的作者们探索了技术进步造成的冲击、与之伴随的合理化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各种不同的统治形式。这些贡献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传统，而且它们所发展起来的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至今仍然对世界保持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作者简介：刘文旋，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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