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尔施《一个反批判》的语境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还不完全是一个专门名词,它有时写作“西欧马克思主义”,有时写作“欧洲左派马克思主义”,有时又写作“西方激进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这些词语指的是同一个对象,其基本特征是,它是一种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存在。“俄国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已经成了共产国际新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的哲学基础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ABC”:“把真理定义为表象同外在于它的对象相一致”。(同上,第75页)这个定义来源于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用这本书重申了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唯物主义,而没有涉及这需要多少辩证法前提。列宁确定了一种关于知识的唯物主义解释,并认为自己把辩证法牢固地建立在了事物自身之中。但在科尔施看来,这种“从辩证法向唯物主义的着重点转移”意味着一种倒退,它把“历史存在的整体和所有在历史上流行的意识形式之间的关系”这个历史辩证法问题,变成了“主体和认识客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更狭义的认识论的或“知识论的”问题,一种前黑格尔的、黑格尔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的历史阶段的意识。列宁及其追随者的唯物主义来源于一种绝对的和既定的形而上学的存在观,把辩证法片面地变成了客体、自然和历史,把认识仅仅描绘成主观意识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被动的镜子式的反映。(同上,第82-83页)
总之,在科尔施看来,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了一种非辩证的概念体系,他始终以一种抽象的认识论的方式论述存在和意识之间的关系,而从未把认识当作一种历史现象,当作在既定时期社会经济结构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加以考察。这样一来,他就破坏了存在和意识的辩证的相互关系,也破坏了理论和实践的辩证的相互关系,使它们抽象地对立起来,从而使辩证法失去了真正的统一性。由此来看,正像科尔施用其论述所强调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最初、首先是一种哲学对立,虽然这种哲学上的对立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具有一种历史的、内在的联系。从一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带着一种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同情,而与“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容。这与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里所表达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实际上就是辩证法的历险,也即某种“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端。
因此,虽然科尔施没有在任何地方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词语作出专门解释,在他的这些论述里却埋藏着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钥匙,埋藏着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起点的说明,也埋藏着对在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如何选择逻辑起点的指示:如果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尽管存在着种种分歧甚至对立,却仍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被描述成一种具有共同学术传统的理论,其基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演化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能发现对科尔施所暗示的这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回响。这应当是我们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时,为自己确定范围的一条基本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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