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新政策怎样打上鲜明的“中国标签”

理论渊源：供给还是需求

宏观经济政策到底应该侧重于供给侧还是需求侧？这个问题有很长的历史渊源，也是宏观经济学发展和宏观经济政策演化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在1929年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前，并没有系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大危机之后，无论是政策界还是学术界都在反思大危机产生的根源以及政策上的应对措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凯恩斯写作了著名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核心的基本理论框架。凯恩斯的理论可以说从一产生就带着需求管理的基因，因为其分析的起点便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的原因主要来自需求方面的冲击和波动，从稳定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政策就要更加重视总需求管理。当经济萧条时需要政府的刺激之手来扩大需求，使经济摆脱萧条；当经济过热时需要政府的收缩之手，来控制经济的脱缰野马。凯恩斯的理论发表以后影响日益扩大，总需求管理政策一时风靡全球，各种脱胎于凯恩斯理论的经济学流派蓬勃发展。

但人类的社会实践总是不断给理论提出新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进入大家始料未及的滞胀时代。所谓“滞胀”，就是通货膨胀和低增长同时发生。而“滞胀”发生时，如果还以总需求刺激政策作为药方的话，无疑会进一步助推通货膨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大家称之为供给学派的另一种理论框架开始受到重视和欢迎。供给学派强调，政策之手应该从经济的供给方切入，核心是要通过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等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显然这是和凯恩斯主义从总需求管理入手完全不同的思路。供给学派最典型的政策措施就是减税，供给学派认为，当税率较高时降低税率不但不会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反而会因为降低企业负担而提高总产出也就是扩大了税基，从而带来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

供给侧改革是对中国经济面临挑战的政策回应

当前中国经济所碰到的问题和当年美国有很大不一样。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并不是“滞胀”问题。如果仅从物价水平、经济增长率这些宏观经济指标来看，当前中国的情况更接近于凯恩斯主义所描绘的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经济低谷的情况，典型的特征就是物价相对紧缩和增长率处于低谷同时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还要十分重视供给侧的改革，而不是只要着眼于扩大总需求就可以了呢？

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来看，当前中国经济的困难确实很大一部分原因可以归结于供给大于需求。其中的关键在于，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主要根源于供给方面的结构性失衡。对于相当多的产业，尤其是重工业、制造业等方面处于产能过剩甚至严重过剩状态。产能过剩时如果通过扩大总需求的方式来提振经济，将让这些本来处于过剩的产能又利用起来，使得产能过剩难以解决。

我们过去经常从总需求的角度说，中国经济的动力有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仔细分析当前的三大需求不难发现，就净出口而言，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中国未来不可能寄希望于长期维持较大的贸易顺差。而消费需求一直处于比较稳健，甚至较快增长的态势。主要的需求不足表现在投资需求上，投资下滑速度大大超过了GDP下滑的速度。而当前投资需求下滑，有深刻的供给侧的结构性原因，这是因为供给的结构性过剩，资本从实体经济难以找到好的投资机会，自然导致投资下滑。如果能够采取有效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卓有成效地调整过剩产能，促进新的盈利机会的产生，投资需求的迅速下滑就能有望得到扭转。